“首先，大家都知道，我很少出门。对具体的事情脉络，并不太了解。我能知道的信息，往往是大家都能获取的报纸和电视新闻。我并不比普通群众了解更多隐密，但就像李克农将军那句话——‘90%的情报，来自于公开的渠道’。所以，对于李叔叔您提到的这件事情，对于那些脱离了群众，在心态上觉得自己高于群众一等，甚至不止一等，动摇国本的家伙，从严从重的态度，我是非常赞同的。这是原则问题，不容马虎，不容糊弄。但事情闹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有人不赞同死刑，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人，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国里，目前选择走向错误的道路的人，并不是个案，也不是个别的团体。有更多的人，对于道路的判断，还没有清醒而坚定的抉择。所谓一个惩字，在于征心，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把涉事的犯错的所有人都从重处决了，倒的确可以一时耳顺，但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更多的对于道路尚在踌躇的人，并不能因此而真正明白对错背后的逻辑。从废物利用的角度来说，把那些该死的人快刀斩乱麻，也许并非最适合的做法。”
“我想了一晚上，也研究了一下地图。想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办法——这些年来，我国北方的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已经超过了2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国土面积的50分之一。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而更严重的是，这些地区，离京城，并不太远。所以，我觉得，对于涉事的人员，特别是那些损公肥私，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的那些人，必须要在电视上公开审判，这个原则问题，是决不能妥协糊弄的。而具体的罪名，除了既有法律框架之外，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条——破坏国家公信力。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公信力的建立，如跬步积千里；公信力的破坏，却如赌场挥霍，输得永远比想象中的快。一个丧失了公信力的国家，离灭亡，也就差不远了。那些人的量刑，可以至少二十年起步，不得减刑。但具体的服刑地点，与众不同——可以在京城到蒙古的直线区域内，也就是内蒙，选一个沙漠化严重，人口不多，并且有一定矿藏的旗，把那些罪人送到那里去，让他们带领当地人种树治理沙漠化，同时和群众一起发展当地经济，不得离开辖区。在辖区内部，除了军事及保密区域，不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可以从事行政工作，但需要每天早晚点名。国家不需要给那里财政补贴，只需要时刻掌握那里的经济情况。如果二十年之后，当地的沙漠化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整个旗的经济水平在整个内蒙名列前茅，那么，那些罪人就可以刑满释放了。如果一群敢于小儿持剑比划江山的家伙，二十年连一个旗都发展不好，那……也没什么值得可说的了。如果他们能够提前完成任务，根治了当地的沙漠化问题，重现了古诗歌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貌，那就提前释放。如果在二十年间，其中有人试图逃离，无论是以什么名义，只要离开辖区，那就是自寻死路，格杀勿论了。”
“我看了地图，有一个苏右旗，条件挺适合的。面积不小，人口不多，矿藏也挺多，还和蒙古接壤，而且有战术演习场，可以轮换部队常驻。真的挺好。如果今后还有犯了类似性质的错误的人，或者以干部的身份破坏国家公信力，酿成了严重后果的人，可以一并送进去。”
看着李鲲脸上难掩的诧异，毕文谦笑着喝了一大口水，把玩起红木镇纸来。
“李叔叔，我也是倾向于治病救人的理念，除非有人主动寻死。”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将要成立的研究室——这个问题，好像更不适合我来说了。我顶多面试过别人，又没有组·织部的工作经验。而且，除了中顾委那样的老前辈，我有幸见过的高级干部，寥寥无几，我能够直接沟通，有所了解的人，太少了！”毕文谦摇头笑笑，“刚才我想了很久，好像，我真的有过比较细致的交谈，并且还不算是国·家领导人的……好像，只有一个，申城的长者。”
“如果非要我推荐的话，那就是他了，也只能是他。不仅因为我只了解他，而且，他是一个富有文艺气质的从基层走来的工科高级知识分子，心是和人民在一起的；在86年京城、申城、庐州出现动荡的时候，他在申城处理事件的表现，把当时整个京城的一线直接领导人都比了下去。所以，我愿意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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