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看上去很多，但放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下，其实是太少。在这个极限下，教育资源的传承在宗法制度的凝聚下自然地形成世家。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即使显然对皇权的稳定有威胁，却也无可奈何。皇权的意志，在生产力的约束下，苍白而无力。哪怕曹操创造性地提出唯才是举，也在身死之后很快被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取代，世家更进一步成为门阀，连凝结曹操毕生心血的《孟德新书》也在几百年间失传了——一个傲立时代的国家领导人著书立说，竟然能够失传，细细思量一下，难道不恐怖吗？”
“直到时代进入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了，教育成本第三次历史性的降低。在此之前，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杨广确立科举制度，为了剪除门阀，最终生死国灭。李世民躺在隋朝积累的物质基础上不敢实质上动门阀分毫，只敢唠叨点儿‘吾实不解Sd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之类的嘴炮，就成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而其后的李治和武曌，创殿试，开武科，轻明经而重进士，虽然完成了对关中门阀的剪除，对垄断经典传承权威的Sd门阀形成制度性的削弱，却也导致了激烈的内耗。待到雕版印刷术开始广为流传的中唐时期，传统的门阀就不复存在了，虽然所谓崔卢李郑王的七宗五姓，在安史之乱后逐渐适应了科举制度，重拾了光彩，甚至更盛一筹，但门阀终究渐渐和军权剥离了。”
说着，毕文谦自己不禁笑了起来：“黎华，你相信吗？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唐朝关中四姓之一的宰相薛元超，说‘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唐文宗想让太子和五姓之一的宰相联姻，结果人家宁愿把孙女嫁给不过是九品官员的一个五姓后生。唐文宗能做什么？只能感叹，‘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样的社会威望，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一段笑话，但在当时，即使是皇权，也根本无可奈何。”
“这一切，在唐末黄巢之乱中，因为宗族遭屠戮，家业被毁夺，典籍也散失了，整个内部教育体系被连根拔起消灭，门阀，最终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等到了宋朝，没有了世界门阀对于教育资源的垄断，以及雕版印刷术更加广泛的深入运用。社会精英的数量规模再一次扩大，世家门阀的体系，被地主阶级所取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文武分家，是这个时代鲜明的特征。以前出将入相，上马定国，下马安邦的人生标准，成为了过去——以韩琦那句著名的‘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为例。连皇帝都写诗劝读，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朝的识字率以及精英的数量规模，到达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州县普遍建立官学，在北宋晚期甚至普遍设立了有平民配额甚至居养院的孤儿也有配额的小学。读书参加科举挣前程，成了当时社会上人生理想的广泛共识。甚至有官员抱怨，说有人在田边抱着锄头，手不释卷，耽误了农作。”
“然而，这样的顶峰，是以重文轻武的国策实现的。历史上宋朝的结局，冰冷地说明了那么做的代价。之后的蒙元和满清，因为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刻意打压社会主体，其历史进程，除了废除贱籍、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雍正之外，其他的基本都不具备作为考虑上限时作为参考的条件。而关于明朝，朱元璋虽然是古代史上最为人民考虑的统治者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但其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导致了他制定的很多国策，有着小家子气的局限性。换句话说，明朝的很多政策，如果用来治理一个省，那么将是封建时代长治久安的办法，但国土面积扩大到整个东亚范围时，那些政策，却往往不具备可行性了。”
“事实上，活字印刷术虽然很早就发明了，但在中国，一直因为成本问题，并没有真的广泛运用。直到十九世纪，英国将西式中文铅活字带进了中国，然而在少数·民族统治阶级打压社会主体，外来侵略者不断，百年屈辱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并没有对中华文明起到质变的作用。一切，到了新中国建立，在全民扫盲的政策努力下，教育成本才迎来了第四次历史性的降低。从新中国建立时全国不过十几万大学生，读过初中就算知识分子的窘境，到一代人后，国家给予不了上千万的初、高中毕业生工作岗位，不得不发动上山下乡——虽然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个人来说，是苦涩的事情，却也意味着，新中国的精英数量规模，又一次有了质的飞跃。”
“而到了现在，从1974年立项启动，到去年大规模商业化运用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将让我们迎来教育成本第五次历史性的降低。中国，有了精英数量再一次质的飞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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