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谦看着薄书存，缓慢而郑重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困境，不可能完美解决，特别是从个人诉求的角度出发。而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模样呢？”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其兴衰，不会在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境遇，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和维护，总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担当。就以我们中国为例吧——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文明不过是一些部落的联盟，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其他具体的情况，即使是考古学家，了解也不太详细；到了夏商，虽然本质上没有完全脱离部落的格局，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到了周朝，姬旦提出了根本性的典章制度，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以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还有井田制，把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彻底带入了封建城邦时代。”
“在这个时代，国野乡遂的政治对立，死徙无出乡，是鲜明的时代特征。国人有权议政，更有从军掌握武装的权力；野人则是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没有政治权利。而时代进入战国时，国野之分，就渐渐被废除了，郡县制度渐渐成为主流。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历史和地图，可以发现，整个周朝，城是国家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的侵伐割让，都是以城为单位。而那个时代的城，和现在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城与城之间，存在着很多人类尚未开发的土地。一个国家的实力，相比领土面积的多寡，城的数量以及人口的数量，才是关键。”
“而从古典军·国主义制度的秦汉开始，郡县制成了中国古代的长期的制度。随着不断开垦新的土地，人类适居的区域越来越多，城与城之间，实际控制区渐渐广泛接壤了。城郭之外的乡里，质变地增加了。而在这段跨度很长的时代，有一个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皇权不下县。”
“即使有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央的人事任命权，仍然只到县这一级，官吏虽然总在嘴上并提，实际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乡村之民，往往有皇权的概念，有乡土的概念，却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天高皇帝远，宗法制度下的族长的权威，往往更加有力。”
“这一切，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改变的端倪，直到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才从制度上彻底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央，对于领土境内的控制，大大深入基层，对于人民的领导，摆脱了宗法制度的局限……嗯，除了桂省那边。”
“很显然，中国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整个文明逐渐进步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红旗车开得缓慢而平稳，毕文谦渐渐看向了静静聆听着的黎华。
“如果只是想要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其实不止一个。很简单地说一个好了——成本。”
“没错，治理国家，需要成本。随着整个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前的制度，收益的增长渐渐被成本的增加所超越，新的制度就有了出现的必要。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承重轴，是随着发展，越来越粗的。”
“承重轴粗了，置于其中的个人，在数量上，自然也就多了。那么，这些人是否真的合格？是否真的能承重呢？”
“这就是一个教育资源的问题了。如我以前提出过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家的国力，可以通过考察经济、制度、科研、教育四个指标，来进行换算，最终衡量。那么，一个时代的面貌的本质，我们也可以通过考察其整个社会能够长期稳定教育的精英数量规模来分析。”
“仓颉造字，文字的发明，把教育的成本历史性的降低了。继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文明又进了一大步。有计划的精英培养，成为了可能。夏商时代，巫祝盛行，他们是文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究其绝对数量，以及所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是极少的。周分国野，国人都有了成为精英的可能，虽然精英传承的稳定性增加了，但绝对数量并没有飞跃。战国废国野，大量原本的贵族、国人子弟丧失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被迫在国与国之间奔走谋求，上到变法的无双国士，下到鸡鸣狗盗的门客，士这个中国独有的阶层出现，虽然精英的绝对数量仍然没有飞跃，但思想的交流碰撞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华有了百家争鸣的璀璨，这也奠定了中华文明傲立世界的基础。从西汉初年的发明，到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完善，两汉时代的教育成本逐渐有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降低。以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事件为例，在不长的时间里，朝廷收到了人的上书，这个精确的数字，来自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政府档案的核对。有上书的能力和权力的人，必然是被国家承认的知识分子，在汉代必然属于精英。即使我们相信当时王莽的支持率是100%，这也意味着，当时整个中国的精英人数至少在50万这个数量级——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历史数据。要知道，以汉代的生产力规模，全国一共也才几千万人口。换句话说，古典军·国主义制度下，文明能够培养的精英数量的极限，大约就是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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