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同意，填补国内空白，国内领先，部分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导教授一脸严肃地宣布了今日鉴定会的评审结果。
大家热烈鼓掌，这个鉴定会就算成了，这年月的鉴定会一般都是这样，本院的老师请几个，外院的教授请几个，如果成果比较大，就由上级寻找相关的教授做评审。
然后把论文提前交给这些教授，让他们提前有个印象，其实，这个项目大概能给个什么评价，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谱了。
大概一周后，找个会议室，挂上大横幅。大家坐在一起，就像答辩会一样听一下项目汇报人的汇报，然后象征性地问几个问题，就算通过了。
然后，大家吃顿好的，喝点小酒，给每个教授送上一份谢意，你好我好大家好。
偶尔产生争执的点一般就在最后的评价上，现在国内的科研还很薄弱，能搞个国内一流就算是不错的成果了，国内领先就能够省内获奖，达到国际水平就有机会冲击一下国奖了。
但这些词大家都会整，一般还要看说出评定词的是谁，也就是说你的评审会的组长一定要有些分量才行，否则，给再高的评价用处也不大。
这样的评审最大的问题就是主观因素占比太大，很难客观地评价一项成果的真正科技含量，也很难评估这项成果距离实用化还有多久。
如果只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还好，反正只要能发论文就行，国家也没真指望这些成果能实用化，但到了王旭这里却显得有些不足起来。
根本原因还是王旭这里的项目都是带有强烈市场目的的，做这些研究的初衷就是为了面向市场，无论自己组织生产还是科技成果转让都是如此。
过去的几十年都是计划经济，科学研究也沿袭了前苏联的那一套，基本上是国家发布任务，分配给下面的科学家们，进行研究后由任务的发布方也就是官方进行评审。
而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官方分配的任务一年年下降，逐步转化为向上申报的方式，这时候，人脉远比实力更重要，加上经费本来就少，于是，项目开始向少数知名教授身上集中。
而年轻的教师，却无法在他们最能出成果的时候从事科研工作，只能依附在知名教授身边做些辅助工作，对于本来就奇缺人才的华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纯粹的科学研究华夏每年投入的经费相当有限，更多的目标还是应用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其实和王旭现在感受到的问题是相似的。
那就是，很难评估研究的进度，也无法确切得知研究的先进程度，甚至根本无从判断现在的研究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而这就是项目管理与项目评估方面的不足了。
自从开展了两个超大型的项目，王旭是深感国内对于项目管理的方式方法的严重不足，虽然他也聊过一些项目管理的内容，但确切的说，他自己都不是行家，带个小团队或许还行，大团队真心不在行。
他也只能提供一些项目分解、甘特图进度跟进之类的小工具对项目管理提供一些帮助。
但最重要的项目进度的评估工作却始终是一个问题，幸运的是，王旭给出的项目规划足够详细，而且直指项目目标，道路笔直且宽阔，几乎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所以，到目前为止，项目运行都还是相当顺利的，这也给了人们一个错觉，特别是给了年轻水木的教授们一个错觉，那就是科学研究就应该是这么顺利的。
但这可不是王旭希望看到的，太顺利的项目会让这些学者们缺乏对于难度的敬畏，有点无知无畏了。
各种敢想敢拼的大胆想法被提了出来，最近很多围绕大项目产生的次生项目就已经开始出现这方面的苗头了。
王旭倒不是怕这些大胆的想法，而是怕最终这些大胆想法无法顺利实施而产生的逆反效果。浪费些钱也就算了，就怕的是因为这种冒进而把这些年轻的教授们彻底干蒙了。
说到底，整个华夏都没几个真正搞过科研的人才，即便是水木帝大华科院这样的地方，真正能够承接项目进行研究的人都是寥寥无几的。
如果，真的因为这种冒进中断了水木现在非常良好的科研氛围，那才是真正的罪过了。
王旭也仔细回顾了一下自己搞项目的过程，他发现自己还是太过激进了，总希望一个项目带起数不清的产业，这想法本身就是有些脱离实际的。
搞这些项目可以，但前提是需要同步进行工具的研究，这里的工具可不是指的钳子改锥之类的，而是科学工具，哲学工具，方法论工具之类的指导性基础研究。
“王旭同学，你来讲讲吧，刚才成果的情况你也都听了，这会儿评审也结束了，我看你一直愁眉紧锁的，聊聊你的看法吧，有什么不足的咱们也好尽快改进。”
庞教授显然也注意到了一直在皱眉思考却一直一言不发的王旭，就干脆让他发言一下，谁都知道王旭就是个聚宝盆，敲一下没准就能掉块金砖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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