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范蠡，一个是伯嚭。
范蠡笑不出来是因为他没有接回西施，夫妻团圆的愿望没有实现。
他原来想说服越王夫差，用太子友去交换西施，可是突然蹦出来祭养和他的三千越甲打乱了他的计划。祭养和他的部下遭遇太凄惨，为国赴难，默默无闻，离乡背井许多年，不知吃了多少苦，最后还要当着亲人的面被屠戮，实在不忍心。所以他在勾践面前无言了。只能在心里向西施说声对不起。他相信只要西施也在现场，亲眼看到祭养和他的三千越甲如此惨状，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虽然签订了和约，只要西施还在吴国，自己还有一口气在，这吴越之战就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必须要打到西施返越才能算完！范蠡心中暗暗发誓。
伯嚭笑不出来是因为和约一签订，他在钱塘江边的那块被自己经营得很不错、财源滚滚的封地甬之地转眼就没了。伯嚭是聪明人，知道文种奉承自己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甬之地已经和自己缘分到头。
他心里一百个不甘心，他很想阻止吴王夫差在盟约上签字画押，可是他不敢。现在不是关心甬之地之得失的时候，应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注到如何保家护命上来，是谓弃小保大。
伯嚭从夫差的脸上看出来，夫差对他极度不满，君臣朝会时夫差甚至不屑看他一眼。伴君如伴虎，吴王很可能要对他算总账了。
伯嚭非常害怕夫差不知什么时候会派人送来步光之剑，这把臭名昭着的自刎剑上曾沾染过伍子胥的血。心里越想越怕，甚至有逃离吴国、去其他诸侯国寻求发展的念头。可是到哪里去呢？他和伍子胥政见不合、互不相容世人皆知，伍子胥的忠臣大名响彻宇宙，凡是和伍子胥相处不来的人一定人格有问题，何妨伍子胥之死坊间流传是他伯嚭一手促成的，这奸臣的骂名无论如何是躲不开了。
伍子胥之死的反作用来了，伯嚭已经声名狼藉，天下没有一个诸侯国愿意接受他，接受他就是接受亡国之祸。曾经公认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能人伯嚭如今成了烫手山芋，谁都不敢接手。
天下之大，竟无他伯嚭容身之地。
伯嚭走投无路，越想越怕，惶惶不可终日。
伯嚭擅长明哲保身，他的判断很准确，早在夫差在黄池得到越人偷袭姑苏的消息时，夫差就有杀伯嚭之心。只是因为国难当头之际，害怕杀大臣会动摇军心，引起内乱，这才隐忍不发。
越人趁吴王北上争霸来个突然袭击，一夜之间凶相毕露。说明当年伍子胥当年的判断和主张完全是正确的，勾践不死，吴国必亡；而吴王刚愎自用，一直走在歧路上不自知，坚持认为勾践不足为患。伯嚭身为吴国重臣，不但蛊惑吴王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而且想方设法构陷持正确主张的伍子胥。
伯嚭不死，伍子胥之死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吴王夫差。
现在吴越签订下和约，越军退走，人心初定，吴国朝野开始反思伍子胥被杀这状陈年旧案，伍子胥被杀似乎就是吴越两国强弱转向的节点。反思的结果自然对吴王夫差极为不利，民间传言难免添油又加醋、是非更简单、褒贬走极端，慢慢伍子胥在传说中成了一个白玉无瑕的完人，犯的罪都是奸臣伯嚭在吴王夫差授意下瞎编的，夫差的昏庸无能，忠奸不辨不言自喻、昭然若揭。
三人成虎，民意汹汹，夫差能感觉到吴王室座下的地面都在颤动，要平民愤，不得不杀人见血，既然自己还不想死，那就不得不找个替罪羊去死。夫差找的第一个替罪羊自然是伯嚭。
夫差吸取了一怒之下仓促逼杀伍子胥的教训，不敢一人作主鲁莽行事，找来公子王孙骆商量对策。
王孙骆一听夫差要杀伯嚭，大惊失色，连忙阻止。
王孙骆说道：“伍子胥和伯嚭是吴国的两大栋梁，大王偏听偏信容不下伍子胥，已经失去了一根栋梁，如今还要把国家唯一的栋梁也毁坏，臣以为吴国的大厦就要倾覆了。”
王孙骆的话讲得很重，吓得夫差顿时目瞪口呆。伯嚭此人虽然心术不正，但王孙骆说他是国家栋梁之材丝毫没有夸张，伯嚭眼下就是吴国不可替代的栋梁。曾经气势如虹、生气勃勃的吴国堕落了，“心术不正”和“国家栋梁”两者不再是水火难容，竟是和睦相处，只有“心术不正”方能成“国家栋梁”，要想成为“国家栋梁”，你就不得不“心术不正”。由此也可见，当时夫差治下的吴国不是一个健康国家，一个健康国家怎么能让心术不正的小人当道呢？而且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当道。
伯嚭既然不能当替罪羊，这就让夫差为难了。
夫差说道：“可是伯嚭不死，难平国人之忿。”
王孙骆明白大王是在找替罪羊，替他自己开脱，心里阵阵恶心。忍不住就有了惩治一下夫差之心。
王孙骆说道：“大王要平民愤很简单，只要取了两个人的脑袋挂在城门上，万事皆休。臣只怕大王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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