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下令，越国要选出全国第一美，给西施和郑旦一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是因为远在五百里开外的槜李，吴越双方两军厮拼已经分出胜负。
西施和郑旦势同水火，摩拳擦掌准备一搏。
她们太单纯了，哪里知道越王勾践选美其实是心怀叵测，另有图谋。
先不说出战场上的胜负，还是先说说吴越檇李之战的起因。
天下人都道吴越两族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有道是“风雨不同舟”。就像两个有深仇大恨的人，最怕大风大雨天里坐在同一条船上过河，生死关头，不是互相帮助求得共生，而是你想谋我，我想谋你，一旦有突发事件出来，推一把、踹一脚，杀人于无形之中，不用怕惹上官司会偿命。
其实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完全是有人在灌输国家民族仇恨意识。吴国的立国之君是吴太伯，吴太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甘愿把王位让给兄弟，是商朝末年有名的仁义之人，仁义治国的家训传家，向来倡导以德服人，从不张扬武力强取豪夺。越国的立国之君是大禹的后代无余，远离京城，千里迢迢来会稽山给祖先守坟，一守就是几千年，无怨无悔，也是讲仁义两字的主，同样不主张攻伐杀戮。所以从商朝开始，两族一同生活在东海之滨这块远离文明中心的蛮荒之地，一直是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好邻居。
为什么突然在春秋后期双方反目成仇、势不两立？而且一结仇就是两千年，至今尚有人说闲话。
实在是当初中原大国的阴谋。
吴越之间的仇恨是中原列强挑起来的，是中原列强争霸的副产品。
春秋后期，当时争夺中原控制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是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晋国老牌诸侯，家底殷实，暮气横秋，目空一切；楚国得势新贵，后来者居上，常想出人头地挣得一席地、分得一瓢羹。一个要压制，一个反压制，利益所关，爆发战争就必然了。
晋楚国家打了近两百年的仗，兵连祸结，没有宁日。苦了夹在中间的一众小国，小国国君们忙于思考站队问题，焦头烂额，谁都近乎不得，又谁都得罪不起，正如《左传》上记载的“牺牲玉帛，待于两境”，胆战心惊取悦双方君王，稍有侍候不周，兵锋即至，玉石俱焚，社稷不保。两个大国吞并加掠夺，越打越强，而小国被搜刮殆尽，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七十年中郑国无辜遭受战争灾难七十多次，宋国四十多次，哀鸿遍野，国不成国，而相比那些彻底消失的诸侯国，他们尚能守着供奉着祖宗排位的祖庙还算是侥幸的。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小国国君们病急乱投医，竟想出“弭兵之盟”的馊主意来，以为可以借一纸文书来约束大国的强取豪夺。他们一起推荐宋国出面协调，又不惜血本用重金贿赂晋楚两国当政的大臣，希望晋楚双方能达成“弭兵之盟”。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世上没有比抢夺更赚的买卖！可见这些小诸侯实在够绝望，好比行将溺毙的人捞到一根稻草以为能当救生艇用。果然，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双方又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问题，怒发冲冠，撕碎协议，烽烟再起。“弭兵之盟”，形同虚设，频繁的战乱依旧，且渺渺无尽期。
中原诸国生灵涂炭，但吴国和越国地处东海边陲，远离中原主战场，本可逍遥事外，争霸战和他们没啥事。可惜晋楚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只要是华夏九州中人，谁都别想做局外看客。有人想出了“制敌妙计”，这妙计无非就是“联吴抗楚”或者“联越制吴”，这不，硬生生把他们也拉入到中原争霸的世纪大漩涡中去。
第一个想出“制敌妙计”的晋国大夫巫臣，他替晋国国君晋景公出主意，要想制服楚国必须“联吴抗楚”，吴国在楚国的大后方，如果能和吴国结盟，等于是在楚国的后院放一把火，你楚国南蛮子再凶狠总得先灭自家后院的火再走上战场吧！巫臣原是楚国的大夫，因为和楚王室闹矛盾，楚王把他家族给灭了，仇深似海。巫臣逃亡到晋国安身，一心想着报仇，公元前584年，巫臣争取到了晋景公的支持后，开始实施复仇计划，和儿子狐庸一起率领一队战车从今天的山西出发，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了东海之滨的吴国，开始训练吴人的车战之法。车战法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法，四匹马拉着的一辆大战车，后面紧跟三十位带甲之士，战车负责冲阵突进，步兵跟进杀伐，有点像后世的坦克战。一个国家能组合多少辆这样的战车，是衡量国力强弱的唯一标志，所以有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之说。只有掌握了车战法，你才算跨进文明国家的行列，有资格走上战场攻城略地，享受掠夺的快感，否则你只能算是任人宰割的蛮夷之邦，只能忍受被掠夺的痛苦煎熬。
巫臣在楚国做了十多年大夫，对楚国实在太了解了，这招“联吴抗楚”的“制敌妙招”直接点在了楚国的死穴上。从此楚国的对手不但是北方的晋国，还有东方的吴国，甚至吴国对它的威胁更大、更直接。这吴国本是楚国的属国，奴隶待遇，受尽了楚国的欺凌，一旦有高人相助，懂得车战之法，有能力和楚国一决雌雄，自要复仇，它像是一个怒火中烧的愤青，从此年年主动和楚国开战，有时甚至一年要开打七次。楚国在两条战线上接招，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焦头烂额，国势日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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