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师长李秀成长期跟在杨烜身边，很得杨烜的真传。
他知道王錱擅长用兵，不会轻易中伏，便在驿道沿途贴在许多写有“莫要追击，小心中伏”的字条，又层层设置疑兵，为的就是迷惑王錱，折掉王錱身上的锐气。
王錱性格急躁，果真中了李秀成的计策，在祁东镇的开阔稻田地里遭到伏击。
而对手革命军训练有素，长时间趴在稻田泥泞地里而无怨言。他们装备的1852式步枪射程远，在两三百米的距离仍有很高的精度。
最重要的是，1852式步枪已经与洋枪一样，使用了铜质底火、金属定装弹，完全不怕雨水淋湿。
这已经超出了王錱的认知。湘军的鸟枪已经得到改进，却仍是燧发枪，火药与弹丸分离，装填繁琐，射速缓慢，更不能沾水潮湿。
这就是新式武器的威力，也是工业化的威力。虽说越国才有了一点工业化的雏形，但优先发展军工业，革命军已在武器上对湘军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种工业与农业的差距，是王錱预料不到，也追赶不上的。他苦修理学，却昧于世界大势，只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却说湘军在祁东镇中伏，一时人仰马翻，当场损失上百人。
前队主帅张运兰当场毙命。尽管如此，湘军仍不慌乱，由营官刘松山接替指挥。
刘松山令湘军前队就地隐蔽，又推出劈山炮接仗。劈山炮类似于后世的大型散弹枪，轻便易于携带，可喷出数十枚铅制弹子，有效射程可达二三里，足以对付革命军伏兵。
革命军伏兵亦不甘示弱，使用迫击炮压制湘军的劈山炮。
老湘营之强，强在军纪严明。其官兵训练有素，发起冲锋，展开白刃战时，罕逢对手。可是，他们火器落后，根本就靠近不了革命军。
湘军中伏，很快便伤亡了三四百人。刘松山经验不足，又不敢擅自撤退，担心累及后队主力，只得使用劈山炮勉强支撑局面。
正在进退为难之时，王錱带领后队赶到。他见形势不对，当即下令撤退，使用劈山炮阻击革命军追兵。
革命军大获全胜，正要追击，却被湘军劈山炮所阻。这段地形稍显宽阔，但周围仍有崇山峻岭，不便追击。湘军只需把劈山炮布置在险要的地方，就能挡住革命军。
李秀成见状，下令停止追击湘军。兵贵神速，他也不打扫战场，率军继续东进，摆出要袭取衡阳城的架势。
衡阳事关湘省安危，乃敌所必救。王錱无论如何都不敢坐视衡阳陷落，必会拼死过来追击。
敌急则我缓，李秀成打算在衡阳近郊设伏，集中兵力歼灭王錱的老湘营。
当晚，李秀成的大军抵达风林坳。此地距离衡阳只剩六十里山路，树木茂密，便于伏兵，却又位于两处山口之间，常年多风，故得此名。
李秀成见状，便打算在风林坳设伏。陈玉成觉得不妥，说道：
“风林坳形如元宝，虽能埋伏数千人马，却也是个绝地。往东是衡阳，衡阳乃兵家必争之地，湘军必在此驻有重兵。
“衡阳守军强行军的话，一天功夫就能到达风林坳。王錱接连败仗，却皆为小败，实力未损。若王錱与衡阳清守军前后夹击，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
李秀成却笑道：“你多虑了。湘军不是正规军，没有守城之责。衡阳的清军，十有八九是绿营兵。湘军与绿营兵势同水火，衡阳守军又要守城，一定不肯过来增援王錱。”
曾国藩创办湘军，以厚饷激励士气。最低级的湘军步卒，平时军饷每月有四两白银，战时另有津贴，杀敌有奖赏，战死有抚恤。
对比绿营步兵，每月仅有一两白银，还被上锋以各种名义克扣。这其中的差距可想而知。
湘军军饷如此丰厚，却不是正规军，全靠曾国藩自行筹措。为此，他擅自在湖南境内开征厘金，又向咸丰讨要“部照”，变卖功名，甚至为贪官申请封诰。
为了筹饷，曾国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甚至还曾设立湖南审案局，抹杀盗贼，擅行杀戮，侵夺了湖南按察使的权力。
种种行径，使曾国藩得罪了整个湖南官场。他只是“帮办团练大臣”，并非钦差，却事事以钦差自居，凌驾于巡抚提督之上，为人所侧目。
湖南提督鲍起豹是湖南绿营兵的主帅，尤其不忿，鼓动手下绿营兵挑衅湘军。有一次，绿营兵围殴湘勇，包围了曾国藩的团练衙门。
曾国藩狼狈极了，在亲兵的护卫下翻过围墙，逃到一墙之隔的巡抚衙门，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告状。骆秉章幸灾乐祸，安慰曾国藩忍耐，毫无责备绿营兵的意思。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离开长沙，在衡阳操练湘军，创办水营。直至湘军在岳州打了胜仗，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曾国藩才终得扬眉吐气。
现在，曾国藩的湘军正在岳州一带集结，准备进军武昌。衡阳境内只有一处湘军粮台，负责督造战船，里面都是些文员。负责守卫衡阳的绿营兵与湘军积怨已久，根本就不会出城增援王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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