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芝是加根的四婶——厚德的遗孀。好几年没见了，但王加根一直对春芝婶保留着美好的印象。
她待人热情，说话轻言细语，人又勤快能干。与厚德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春芝以前回孝天娘家时，总要到加根家里玩，与加根比较熟悉和亲近。她三十岁开始守寡，也不知现在改嫁没有。显然，春芝也看见了王加根他们这一大群人。她本来提着一个篓子迎他们而来，后来故意耷拉下脑袋，准备绕到另一条道儿上去。
王加根无法忍受这种亲人相见不相认的折磨，突然大声喊道：“春芝婶！”
王厚仁、王厚义和胡月娥先是一怔，继而领着几个小孩儿，默不作声地朝前走了。
春芝听到加根喊她，便停下脚步，抬起头，脸上漾起笑容。
“你来了！”她折回身，迎着加根走了过来，把大半篓子鱼搁在地上，招呼道，“到家里去玩哪。”
春芝讲话用的是潜江方言，王加根听上去感觉很不习惯。他相信春芝婶是能够讲孝天话的。家乡人相见，说家乡话该多么亲切。但春芝不知怎么回事，与王加根交谈时一直用的是潜江方言。他们站在路边，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匆匆告辞，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与王厚义住在一起的，有两户人家，都是来江汉农场时间不长，没有分上成套住房的。
路过这两家门口时，王厚义像串街的小贩一样吆喝：“我儿子媳妇来了！”
引得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伸着脑袋望他们。
王加根于是掏出香烟，逐个逐个地敬，还不住地点头示意，向他们陪着笑脸。
工棚很低，举手就能摸到房檐儿。随父亲走进家门时，王加根下意识地弯了弯身子。刚伸直腰，又见屋里吊着一个很大的饭架，晃晃悠悠的，差点儿撞着他的脑袋。
十几平方米的堂屋，被桌椅板凳、簸箕、撮箕、筲箕挤得满满的。到处都是鸡屎，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板凳上有一大堆脏衣服。没有靠背的椅子上灰尘很厚，还依稀可见鸡粪的痕迹。
胡月娥用抹布把椅子抹了好半天，但已经干在上面的鸡粪，怎么也抹不干净。她于是把板凳上的衣服抱到一边，板凳更是不堪入目。努力了半天，也没有收拾出一处可供儿子儿媳坐的地方。
“房里坐！房里坐！”王厚义急中生智。
胡月娥茅塞顿开：“对对对，到房里沙发上坐。”
房？房在哪儿？怎么没看见房门？王加根非常纳闷儿。
王厚义走到大门旁边，把大门关上，门后面便出现了一个空空的门洞。钻进门洞，果然有一间长方形卧房。
床是从王李村带来的，加根比较熟悉。但大衣柜、四屉柜和三人沙发都是新添的二手货。四屉柜上搁着一部旧电视机。
王厚义把沙发上的棉絮、军大衣、书包和几双臭袜子拿开，腾出了一片儿可以坐人的地方。
王加根和方红梅也确实累了，相继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加叶加花围在他们身边，嘴不闲着，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都是她们学校或幼儿园的事情。她们羡慕地摸着欣欣穿的红皮靴，问那靴子下雨天能不能穿，过不过水。
方红梅把带来的糖果分给她们吃，把带来的香烟、白酒、麻糖和点心一样样地从提包里拿出来，堆放在桌子上。她又送给加叶好几支铅笔和一大摞新作业本，送给加花一些玩具和小人书。当她把刚织好的两件红毛衣拿出来，交给两个妹妹时，加叶加花高兴得跳了起来。
她们一人抱着一件红毛衣，从房间跑到堂屋里，非要胡月娥帮她们穿上不可。
厚义和他哥厚仁不知从哪儿抬出来一张单人床，挨堂屋墙壁摆好，又找出两块木板镶在里面——这就成了王加根一家三口的下榻之处。
江汉农场过春节，和孝天农村差不多。到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就开始打扫卫生和筹办年货。
屋顶的扬尘，旮旮旯旯的杂物，坛坛罐罐上的污垢，都得彻底地清扫或清洗。赶上大睛天，再把蚊帐下了，把被子拆了，把床上翻个个儿。该洗的洗，该晒的晒。筹办年货是从采购开始的。鸡鸭鱼肉、油盐米面、烟酒副食、春联年画、烟花爆竹，还有供奉祖先祭祀天地用的红烛、线香和烧纸。燕子衔泥一般，一样样地把这些东西从市场上买回来，然后进行加工。
王厚义和胡月娥忙得不亦乐乎。
王加根和方红梅也帮他们打下手。
因为儿子、儿媳和孙女的到来，两个老的精神焕发，做事、说话、走路都格外起劲儿。
为了维持这种良好的氛围，王加根一直不好意思向他爸提借钱的事情，甚至幻想着方红梅能够放弃借钱的打算。
加叶加花整日围着欣欣转，教她唱歌、跳舞、做游戏。得意忘形时，就要欣欣喊她们“姐姐”——跟保定的马颖犯同样的错误。
三个孩子年龄相仿，无忧无虑，自然玩得非常开心。但没过几天，小孩子之间又硝烟弥漫，战事不断。为了争夺好吃的、好玩的，加叶加花总是互不相让。再加上欣欣的参与，家里一天到黑哭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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