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份以来，邹肖村接连发生盗窃事件。被盗的多半是腊肉、腊鱼、香肠之类的年货，也有准备过年穿的新衣服，或者自行车、手表之类的贵重物品。
牌坊中学也未能幸免。
赵乾坤的宿舍门锁被撬开，他给女儿买的电子琴和熨衣服的电熨斗被偷走了。邹贵州宿舍的窗户玻璃被砸了，钢筋撬掉好几根，堆放在他宿舍的十几扇木窗被洗劫一空——这些木窗原本是准备用来更换校舍被损坏的窗户的。王加根有天早晨起床后，准备到后院子里小便，却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的鸡笼不见了。他的心怦怦直跳，屏住呼吸在后院里到处寻找，没有。他又跑出家门，到学校外面寻找。结果，在围墙附近的稻田里发现了那个被摔坏的空鸡笼——十几只鸡早已无影无踪了。
王加根垂头丧气地返回家里，心里一直在骂那盗贼，恨得牙齿痒痒，气得七窍生烟。不过。同时又有点儿庆幸，庆幸自己昨晚没有把腊鱼腊肉晾在后院子里面。不然的话，年货又得重新置办。
“离开！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方红梅吓得面色苍白，气得浑身发抖，惊慌地叫喊起来，“要是晚上来几个蒙面大盗，我们一家人的性命都难保。”
王加根也有同感。
是啊，这样孤孤单单地守在校园里，一到放假就看不见人影，他们的人身安全确实没有保障。但是，想离开这里又谈何容易？分明有当律师那么好一个机会，又被他自己错过了。唉！我为什么不争口气？为什么要提前交试卷？为什么不多检查一遍？五本试卷多考四分，稍微仔细一点儿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取得了律师资格，我不是就能够稳稳当当地调进孝天城？太可惜了。他又开始悔恨，开始埋怨自己。
“爸妈那边儿还是没有消息？”方红梅突然这样问。
王加根摇摇头，说：“应该快了。以往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收到回信。”
上次从孝天城回来后，王加根就对方红梅讲了汤正源托他买酒的事情。方红梅比较赞成敬文的观点，认为还是应该想办法买两瓶五粮液，无偿地送给汤正源。
“钱呢？”王加根问。
“找你爸妈借！”方红梅果断地回答，“你爸把王李村的房子卖了，手里攒着五千多块钱，总不会连三百块钱都不借给我们吧！还有你妈，打起官司来总是大把大把地烧钱。现在我们有难处，也是为了你个人的前途，她总不至于见死不救吧！”
王加根沉默了一会儿，显得顾虑重重：“我不想与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瓜葛，也不想让他们为难。算了，不劳烦他们了，还是找学校借吧！”
“不行！”方红梅坚决反对，“到学校借钱每个月又得扣工资，个个月搞得紧巴巴的，还要看别人的脸色。什么叫不想与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瓜葛？他们是你爸妈，你是他们的儿子。父母与儿子之间就不能互相帮点儿忙？他们将来老了，未必就不找我们？”
王加根无言以对。
“你给爸妈一边儿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眼下我们遇到的困难，说明借三百块钱的用途，看他们是什么反应！”方红梅不由分说地吩咐道。
看来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王加根只好按老婆说的去做。
两封信是同时寄出的，已经五天了，还没有回音。
第六天，王加根收到了白素珍邮来的一张汇款单，三百元，正好是他信中提到的数目。附言栏里还有一句话，说她今年有可能回湖北过春节。
有了钱，王加根就赶紧去孝天城。找敬文买了两瓶五粮液，送到汤正源家里。
汤正源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阵儿，最后还是笑纳了。
那天刚好进入二月份，农历腊月二十五。坐在从孝天城返回花园的火车上，王加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两颗“手榴弹”扔出去了，也不知能否听到响声。三百元钱，几乎是他半年的工资，就这么送给了别人，想起来还是有点儿心疼。这次送五粮液，与上次送一百元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上次送出去，他感到快乐无比；这次送过之后，却是淡淡的忧伤。金额悬殊是其次，主要是对前景的预想不一样。上次比较乐观，觉得送过钱之后事情就能够办成；这次则恰恰相反，东西是送出去了，事情能否办成还是个未知数。还有一点让他感到吃惊的，就是自己思想观念的变化。
这么些年来，他一直痛恨拉关系、走后门，对那些靠请客送礼办事情的人嗤之以鼻，没想到他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人。以前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好烟好酒，如今已经见识了“阿诗玛”“红塔山”“茅台”“五粮液”这些奢侈品。他甚至有点儿后悔自己开窍得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儿开窍，拉下面子，狠狠心，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多花点儿本钱，说不定自己的小说早就发表了，工作早就调动了。
环境改变人，或者说，是环境逼着人去改变。这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似乎没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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