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根在大学里读的是农学系。虽然班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天之骄子，她还是以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推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她学业优异，业余时间还负责系学生会会刊的编辑工作。她写过不少诗歌，发表在学校墙报和学生会会刊上，并多次在BJ农业大学组织的征文比赛中获奖。
虽说患脑膜炎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对加枝的健康状况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之后，她经常头疼头晕，晚上失眠，而且一直贫血——血色素最低时不足七克。
这里摘取她在学校里的一段日记：“中午，躺在床上刚刚进入迷糊状态，似乎是睡着了。一阵头疼，整个脑袋像是被很多东西挤压着。就这样，我醒了。忍着剧痛躺了一会儿，背起书包向图书馆走去。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酸软无力。没有办法，只得绕道去学校医务室。校医给我开了药，嘱咐我注意休息。可是，马上就要期末考试，同学们都在专心复习，我怎么能够休息呢？我向医生要了一杯开水，吞下几粒药丸，还是坚持去图书馆。走了五分钟的样子，眼睛突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我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床边坐着同班的几个女生。她们说我已经昏迷了好几个钟头。班主任正在与我家里联系，准备让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考试怎么办？我真想放声大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啊……”
加枝一直把小时候患脑膜炎和长大后身体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妈妈对她照顾不周，认为白素珍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
在白沙铺的情况这里就不赘述了。
她说跟着母亲去宜昌之后，经常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没地方吃饭，没地方睡觉，不得不时常去麻烦老师和同学。
那时她就质问过白素珍：“既然你没有能力照顾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我在王李村生活得好好的，有奶奶照顾，有加根陪伴，那三年我没有得过一次病。脾气不好的吊子父亲，也从来没有打过我……”
话还没有说完，白素珍就歇斯底里的怒骂起来，对她劈头盖脸地一阵暴打。
当“拖油瓶”来到马家生活，每逢她与马杰、马红、马军产生矛盾的时候，白素珍总是压制她，打骂她，偏袒马家的三个孩子。
加枝认为，这是白素珍以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彰显她当后妈的崇高，塑造贤妻良母形象。上大学之后，她与白素珍之间的矛盾，则主要集中在生活费的支出上。
白素珍总认为加枝花钱如流水，向家里伸手要得太多了。责备她完全不考虑家里的实际困难，不顾父母的死活，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与同学比排场、讲阔气。
事实上，加枝在大学里还是相当节俭的。
生活在BJ的高等学府，正值爱美讲漂亮的花季之年，她也是够寒酸的。与她同班同宿舍有五个女生，分别来自京城或者省城。她们的父母，都是有权、有势、有地位、有钱的高级干部或者大学教授。相比较而言，只有加枝出身卑微。她当时的处境，与电影《女大学宿舍》里面的女主人公非常相似。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零七八碎的花销，她在五个女生中都是最差的。但这些道理，她没办法对妈妈讲。
白素珍也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理直气壮地问她：“同样是在外面读书，你一个月的花销，比加根一年的花销还要多。这怎么解释？”
这倒是实情。
王加根在孝北县师范学校读书时，伙食费学校全包，手里只需要少量的零花钱。他又节俭，穿戴不讲究，更没有吃零食的习惯。
白素珍提出每月给他寄五元钱零花，被他婉言谢绝了。
素珍于是动不动就拿加根作例子，责备加枝大手大脚。
加枝在母亲的唠叨和训斥中受了不少委屈，而受委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她弟加根的“高姿态”。
可加根也有他的苦衷啊！
家庭关系那么复杂，他的确不愿意过多地给白素珍添麻烦。他担心因为母亲对自己太好，导致她和老马之间产生矛盾，更不愿意激起马家几个孩子的反感。他哪里会想到，自己顾此失彼，反而得罪了同胞姐姐呢？加根的错误是无意识的，无意之中，使得他与加枝之间产生了隔阂。
一直到八月中旬，加枝才从BJ农业大学回到洒河桥的家里。
她特意买了一本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斯基编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送给加根，说这本书对即将为人师表的弟弟肯定会有所帮助。
谈到恋爱问题时，加枝开玩笑地说，弟弟有超前意识，比她还要“先进”。不过，她对方红梅颇有好感。建议加根，如果两人情投意合，交个朋友也未尝不可。
加枝简短的表态，让加根感觉很温暖，也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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