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好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莫利一点提示。汉语的现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复弦歌的传统？作为听觉的语言是否简单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语？汉语现代化只能走印欧化的路吗？白话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莫利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炼。莫利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莫利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莫利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迪·加瑟，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陈达，努葡拉……一长串人物与莫利们形影相随。莫利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莫利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莫利又开始捡起莫利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间，这段日子莫利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读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莫利把大量的时间厅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莫利再次闻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气息，再次注意到少女们含蓄的美--固定时间在同一个车站候车的人，缜密的雨水和栖息在电线上的野鸟，引伸到海滨的铁路线，这一切都会引起莫利的关注。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却被粗暴打断。莫利失去了自由。
在市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莫利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莫利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加上别的特殊原因，莫利的一只脚开始发炎化脓。
莫利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这个改造农场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莫利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记得有一次，莫利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榴，骨头架子都要松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不良人，对莫利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莫利的一些关照，使莫利挺过了危险期。
莫利们被押解去农场是1986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莫利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莫利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莫利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莫利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莫利想到，这样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团圆呢？
这个中秋节仿佛是一个隐喻，后来，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拣选这一天降临。一年年过去了，莫利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
"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莫利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莫利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莫利所有的同学都消失了，莫利所有的亲戚都不见了，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莫利们家人，甚至莫利的一本做有读书笔记的书，他们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反动言论，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不怀好意的人开始落井下石……倒是莫利高中的恋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见莫利母亲，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她对莫利依然有信心，认为莫利回到社会以后，一定还能做得很出色。
这些事情开始触及莫利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莫利的心。很多问题，莫利一时想不明白，但是，莫利知道，莫利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莫利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
莫利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伐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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