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莫利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莫利准备了很多诗书，为莫利制定了一个计划。莫利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像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莫利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莫利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莫利的音乐同学，莫利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莫利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莫利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莫利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莫利搞乐队，莫利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莫利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莫利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莫利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莫利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莫利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像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莫利渐渐发现，莫利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莫利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莫利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莫利父母聊。莫利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莫利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莫利再次了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莫利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莫利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莫利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什么都听不见了。莫利再次回到莫利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莫利，莫利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强奸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莫利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
1982年秋，莫利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这个学校在业务上算得上是一流的。
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莫利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星星美展"的讲座上，莫利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莫利的思想。莫利也开始在莫利们学校组织文艺小团体，发展和推动新诗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85年冬天，各团体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座开了个大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会后《大陆》创刊。默默、孟浪、刘漫流、京不特等，当时与莫利过往甚密。因为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莫利与《大陆》有距离，所以并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参加新诗运动的许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莫利经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那时，究竟还是孩子，不谙世事。莫利们简单地学习婚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莫利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硫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时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辅导邻居的孩子学英语；组织同学和不讲理的校方膳食科斗争；赈济经济条件差的外地同学；逢年过节为年级活动排节目；冬天在医院实习，把听筒在自己胸口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胀的虚荣心占着上风，一切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惯，打定主意要整莫利。后来，莫利又组建摇滚乐队，还响应1985年底的学生运动写了大字报。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莫利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莫利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莫利，他们把莫利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莫利一待就是三年。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来过上海。因为当时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莫利是随莫利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莫利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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