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诸事皆不堪，乐非情愿悲非甘。”十六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莺莺燕燕，这是公元一九二三年秋天曼谷文艺的一个精彩片断。地点是在青岩山右侧以宽宏着称的经公祠内。比起两百五十六年前由着名知识分子团体火铁社在这里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者中一个名叫秦方权的帕尧人后来与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书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泰南社的纯粹书画组织，会在泰国的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真让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轿子前往青岩山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秦亦如——或者叫秦录昆，后改名秦方权——尚一连三天泡在所下榻的惠群旅馆对面的戏院里风流自许，力捧一个名叫鲁五云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各种传记里，其脸部浓重的传统画家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书画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秦方权一生壮怀激烈而又牢骚满腹最致命的根源。
“秦方权先生在第一次联谊大会分裂后从未担任过林谦和他们相关机构的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的各种艺术主张，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虞海宁夫人《缅怀秦方权先生》）“先生画作立意高绝，题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致秦方权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着称的方自进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秦方权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泰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西方艺术的同人书画社团，一跃而为“与中国画派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艺术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艺术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塔万以及其他同仁对秦方权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二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外部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秦方权不仅与风不悲，黎万凌、崔香凝、郑钧儒等被朝野视为艺术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底层书画作者被林谦等人开除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艺术名人——这就是也许为秦方权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塔万当政，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却明确告诉他：必须低调，不能有牢骚！ 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泰国艺术委员会委员、曼谷文艺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那首《沁园春》词中“问世间，谁人曾相似，千古英气”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画家的代表，秦方权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泰国的文化艺术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现在回到曼谷经公祠初创泰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因为画作立意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当选为社长的秦方权突然就和社刊编辑、篆刻专家金树柏与好友和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秦方权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闻名的严重口吃，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秦方权随后采用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艺术同仁们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后写的《泰南社纪略》一书里，秦方权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篑子（金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塔万总理府、想担任泰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林谦冷遇就向林宣战、政府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书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中国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自珍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秦方权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艺术家们不啻一帖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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