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二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秦方权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反战义勇军创办的和平救护队的队伍中，在政府缉捕反战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和平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展出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秦方权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崔香凝、李元培、周右敦、洪沫若、钮寅初、萨承志等着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泰国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塔万政府与反对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秦方权与林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塔万的正统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四二年以后秦方权“独拜弥天一星河”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秦方权与塔万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秦方权一生崇尚权力的心志由塔万手中的政治机器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塔万对秦方权的推崇既有后辈政治家对前辈艺术家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秦方权在曼谷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画家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秦方权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卷洪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早年班武里一带的某些艺术前辈，将自己在曼谷买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杀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书画着作《泰艺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着名的清迈大学任过教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美洲皇后号离曼赴新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争期间，这也是秦方权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书画活动家一直活跃于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卖等各种抗争活动。其间发生的鲲水营事变是他与自己的团体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卜素、崔香凝、惠英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林谦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会籍贯——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别人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秦方权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塔万的团队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秦方权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泰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有人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秦方权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帕尧位于泰西南部的小教江边，曾是泰国英雄郑信栖身的地盘，二战期间成为泰国反对党在泰国最后的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七年秋天当塔万突然应邀前往那里与洪素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三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崔香凝、风不悲等人发起组织进步书画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秦方权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塔万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着名演讲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秦方权在自己写的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泰国历史以来第一政论，虽罗斯福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稿以及秦方权的题跋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泰国艺术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塔万的演讲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他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秦方权内心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洪素，因此，在所和词里说上几句“问世间，谁人曾相似，千古英气”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曼谷，当这个被旧友蓬艾白称作“故人四十尚童心，善怒佯狂直到今”的可爱先生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秦方权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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