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真实的痛苦曾经是隐而不露的：比如小时候，有次出教室，看到空中漂浮着白色片装物质，我们以为是雪，但经验老道的老师们知道，是工厂污染，叫我们赶快跑回教室。还有一年，厂里很多人都说，一位工人高空作业，掉进矿坑。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大家只看到，第二天家属院前来了很多黑色小轿车，听说是领导来谈赔偿了。
后来，和所有那些曾经地处偏僻，庞大臃肿的厂矿一样，属于我的“母公司”故事也开始走向完结。2006年，我们的子弟学校收归当地教育局，学校的牌匾换了，名字换了，校服换了。从2010年开始，几代职工家庭陆续搬走，去县城，去省城，所剩的人越来越少。从五湖四海来的人，最后又回到五湖四海。
我们全家也搬到了距离厂区很远的一个城里，进入新学校，新生介绍时别的同学都说自己来自某市某县某区，我只能说我来自“某某厂”。同学后来谈起我，说的也是“她是某某厂人”，好像在他们心里，“某某厂”是和县、市、省一样正常的地理区划。
为了融入大家，我也尝试过和大家一样说方言，但失败了——我说得太不标准，自己别扭，别人也听不懂，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不说了。一些学校里的小混混为此“约谈”过我，“你怎么总是说普通话，别装逼行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明明是在自己的户籍地，我却像个异乡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开始露出端倪：作为厂三代的我，作为最后一代厂矿子弟的我，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一个文化孤岛。
和前两代厂矿职工不同，成年后的我，做了一份完全和厂矿没关系的工作，开启了在广州、BJ的漂泊生涯。因为永远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极少有人能辨识出来我来自哪里，就像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到底算哪里。
这些年，我像柳絮一样漂到哪就适应哪，后来学了一些时髦的话，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但事实上，那是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我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地方——除了那个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甘肃某个山坡上的厂区家属院。
很多甘肃人在春节返乡后，都会晒出一碗牛肉面。我也曾试图在牛肉面身上建立我的怀乡之情，但发现有点难——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而我既不爱吃面，也根本不能吃辣（红）。我对牛肉面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在餐馆点面，忘了叮嘱不要放辣，结果被辣得当场痛哭流涕，连衣服上也被溅了不少油点，吃得非常狼狈。此后，我非必要不约人吃牛肉面。
我很羡慕那些能用一顿牛肉面抒发乡愁的人，他们是真正有故乡的人。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会说地道的方言，即便街道景致年年在变，但生活方式不会变。而我熟悉的生活方式，早已随同厂矿大院，消失不见。
这个春节，我和发小们想回厂区聚聚，发现母校的楼没了，四合院变了色，以前总是举办歌唱大赛、篮球大赛的灯光球场，没什么人了；热闹红火了几十年的小卖部、小市场，都拆了；广场前的地灯不知道被谁砸了，不亮了。熟识的领居更是不在了，坐在门口的陌生面孔盯着我们——我们意识到，我们好像才是外来者。
这让人放入陷入平行时空：难道我们经历过的那些，都是假的吗？当然不是假的。后来我发现，全国还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平行时空”。导演林鑫曾用整整三部纪录片，记录下了同为一五时期项目“西北铜川矿务局”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调查了厂区一起沉重的矿难。在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王兵的《铁西区》里，也都能看到三线建设时期的厂矿生活。
脱口秀演员李诞在和许知远的对话中，也讲述过自己在NMGXLGL一个草原深处烧碱矿厂的生活：集体生活，天南海北，楼上住着上海人、兵团人，吃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海鲜，“小时候什么都有，但后来矿区很快萧条了，狗比人多”。
写作了聚焦厂矿生活一书《子弟》的作者潘一掷说，有一种故乡，叫做“咱们厂”，“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工厂倒闭和父辈下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很多人飞向城市飞向沿海，寻找物质上的现实安全感，有的落户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从集体生活，走向相反的独立的原子化的生活。”来自孤岛，来自那些“独立王国”的人们，最终成为了孤岛。
想起幼年时代，一个印象是，眉头中间贴着小红心，涂着鲜艳口红的自己，在大声唱着厂歌。二十多年后，厂歌的旋律依然能脱口而出。为了考证自己记得准不准，我还专门去搜一下，没想到视频网站上真的有这首歌，是一个成年后组了乐队的厂矿子弟演唱的。视频下面，每年都有新的用户评论发布，感慨从前。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前奏一响起来，就有点想哭。我意识到，那可能就是“故乡”的感觉。”
“这就是我找不到归宿而成了流浪汉的原因，我其实知道数字生命项目的危险，但我还是参加了，你如果看到这段文字，也就证明这个危险真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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