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机凭借赵公明的手机联系，回到了赵公明参加项目后的租住的小房间。
一本有点陈旧的日记本摆放小房子窗口边的小桌子上，进入了赵无机的视线。
“我是95后，从小生活在西北一个国营水泥厂家属院。这是一个以厂子为中心的封闭“独立王国”，医院是厂里建的，学校是厂里开的，校服上是厂里的logo，幼儿园大合唱唱的是厂歌。
这个厂是上世纪50年代156工程的产物。当时，为了解决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家在老工业基地东北以外的BJ、西安、兰州、包头等城市，建设了上百家厂子。我家在的这个厂，建在甘肃某个偏僻镇子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土坡，建成不久后，实现了水泥窑技术突破，曾经将成吨的水泥运向全国各地。
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一批奠定了国家工业基础的厂子；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
厂里的俱乐部，在此挺立了半个多世纪，承包了影院、礼堂、球场、阅览室等等功能。
首先是语言，因为汇集了不少东北工人，我们厂流行一种东北味普通话，比如，“这个本子三毛钱”，三是二声。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一种属于厂矿区的“语言岛屿”现象。初中，我进入本地一所厂外学校，才意外地发现，同学们说的居然是本地方言。在这所学校，即使同在一个西北小镇，我依然深深感觉到异乡人的孤独。
讲回我们厂区家属院，它分为南北两部分，中间由一个天桥连接，走路需要二十来分钟。天桥下面是当地牧民和他们的奶牛的神秘领地，我和发小们有时会背着家长偷偷下去，为漫山的牛粪和土砖下藏着的蚂蚁蛋兴奋半天。
我家在厂区北边，天桥下人行道的另一侧，是一片用来隔离工业粉尘的白杨树林，我和发小曾在树林里种下几棵白杨树，希望它能长成大树，结果被野猪无情地吃掉了。厂区南边居民楼更多，也更繁华，有学校、职工医院、俱乐部、灯光球场、小市场。
在这里，大人们要么来自隔壁车间，要么是楼上楼下，一个小孩他爸妈是谁，做什么的，家里有过什么风流往事，大家都门儿清，即使不认识，一翻厂区通讯簿，也能联系上：通讯簿上，按姓氏排列，所有职工的手机和座机号都有。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厂区在通信上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比如社会上流行小灵通，厂里就发小灵通，社会上流行手机，厂里就发手机。
我读三年级时，有一次不小心拿错别人的作业本，妈妈翻开这个通讯录，靠盲猜对方家长的姓名，打了一通电话过去，果然是。听闻消息后的对方家长骑着自行车，一路风尘仆仆来取回本子，没耽误家里小孩写作业。
我的发小当然也来自厂区。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说楼下来了新邻居，随后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躲在她奶奶身后探头探脑。后来我和这个小女孩成为了同班同学，变得亲密无间。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先敲响对方家的门，看看彼此的新衣服，秋天白杨落叶，我们一起用落叶根茎玩一个“扯牛筋”的游戏。尽管后来，我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依然共享了独一份的厂区童年，成了亲戚一样的关系。
不光这个发小，今年过年，我去另一个发小家做客，她的家人依然能叫得上我姥爷的称号：“刘工”，并激动补充，“你姥爷和她爷爷埋在一起哩！”虽然大过年的，听到这句，我们都沉默了。
但这确实道出了老一辈厂矿人的生活轨迹：在职工医院出生，在子弟学校上中学，如果没考上大学，就继续在这上技术学校，毕业后回到厂里工作，最后在厂里的太平间结束一生，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个熟悉的山头。
回忆厂区生活，有过非常快乐的时日。每天早晨，厂区会播放纯音乐，虽然不知道曲名，但我爸爸至今能弹出那些“厂里早上放的歌”。
我和发小，曾用四叶草缠绕丁香树干，做成植物门帘；每周我们还聚一起，用大人穿破的丝袜，给芭比娃娃做抹胸晚礼服。圣诞节，我们会去厂区宾馆二楼开的歌舞厅里偷摘圣诞树上的小礼物。
尤其厂子飞速发展，上市融资后的几年，每年发给员工们的肥皂、洗衣粉、手套多到用不完，电影院、书店、球桌厅里总是人满为患。厂里一度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烟花表演，那至今仍是我看过最热闹最炫目的烟花表演，表演总是以一排“母公司恭祝您新年快乐”绽开在天上而结束。
在这个欢乐的世界里，就连住在天桥桥洞里的一个傻子叔叔，每天拉着架子车，到厂里捡垃圾时，也是笑容满面的——好像不论什么样的人，都能在厂里谋得一份差事，养活自己。小孩们放学后，甚至经常和傻子叔叔一起走，有的帮他推架子车，有的听他讲故事，顺便再从车里拿走几个看得上的垃圾。
这里连“较量”都是简单的。我读小学时，学校里分帮派，南边的是一帮，北边的是另一帮；走干净安全的天桥的是一帮，走桥下尘土飞扬大马路的是另一帮，大家暗自较劲的，不过是谁走得更快，更早进到家属院。赢一次，就能沾沾自喜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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