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官场就出现了接风饯别等宴会。《汉书》记载：“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样专门负责接待的官员。本朝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
其实，按规定的标准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务活动的保障，本应无可厚非，问题是不按标准接待，而是竞相攀比，排场越搞越大，于是惹得怨声载道。
公务接待在历朝历都是地方官们心中永远的痛。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说白了，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比如某知县便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那么，公务接待中，上级最看重的是什么？答曰“现金红包”。而这个“红包”一般有三个名目组成：一是“程仪”，即车马费；二是“折席”，即宴饮费；三是“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又比如，杭州城极为繁华，因此大定朝廷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政府得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狱”。
由此可见，基层官员应付公务接待、疲于奔命时是非常痛苦的。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官员们各出奇招。苏轼在任地方官时，一旦遇到公务接待的宴饮，都要召歌伎来，让赴宴的领导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女伎丝竹之声终日不辍”上，自己趁机休养精神。
其实，大定官员公干外出，受专门的“馈送”“迎送宴会”等法令法规约束，违反者以违制、违令、违法论处。如宁宗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令：“诸路应差官吏，须择清廉介洁之人，除批券之外，其余馈送并不许接受，比以赃论”。尤其是大定所设名为“监司”的监察制度，既要监司监察州县官，又担忧监司与州县勾结营私，因而制定“监司法”对监司履职巡察制订种种约法。为防止监司利用出巡之机贪污腐败、骚扰百姓，朝廷对其所带随从仆役、州县逗留时间以及生活待遇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从制度性规定的层面来看，与前代违反规定举办宴会要被处以死刑相比，定廷对地方官员违规参办公务宴会的惩罚力度是较轻的，最严苛的仅被处以“徒两年”之刑，如崇宁朝对路级官员的限定，“诸监司、依监司例人、凡可按刺州县者同，辄赴州县筵会……徒二年”。
即便如此，在实际执行及治理过程中，违规官员受到的处罚只会更宽松，通常使用行政处罚的手段来代替刑罚，包括除名、勒停、降官、差替、冲替、放罢等。
而在元丰四年春正月，知岷州张若讷违规参赴妓乐宴会，“止坐罚铜”，仅被罚铜，这一处罚明显要更轻。更有甚者，由于部分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免于各类惩罚，官员之间相互勾结、或与朝中大臣关系密切而得到庇护，如王子溶、魏兼、唐仲友之流与当朝宰辅是姻亲或亲戚关系，过度参赴宴会却均未受到处罚。
所以说，大定对地方公务宴会的制度性规定同实际执行有一定的差异性。即使规定了以刑罚手段处置违规参办地方公务宴会的官员，但实际处理中，几乎没有官员为此受到刑罚，最常见的方式当属行政处罚，丢官罢职了事。
总而言之，大定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相当完善且日益严苛，已有成文法律专门针对迎送宴会等问题作出规定，违者要受徒、杖等刑罚。但由于国家政权动荡，外敌环伺、不断侵扰，统治阶层却多沉迷享受，导致制度性规定的执行力低下，地方官员参办宴会更加频繁，甚至“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一次宴会、馈送等费用达到千、万缗的情况相对普遍。
冯过想着这些有的没的，又哑然失笑：依着宗汝霖为人，是绝无可能大张旗鼓办这“欢迎宴会”的。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对此靡费之风深恶痛绝呢？！
果不其然，宗泽只将冯过带至通判衙署，淡淡的说了声“改之舟车劳顿，今日且好生休憩，改日某请你吃个便饭”便告辞离去。
知军大人一走，那些个下属官吏、本地乡绅也纷纷告退。
冯过自是一一谢送，做足了礼数。
进得城来所见所闻，饶是他早有心理建设，也是暗自摇头。
铜鞮城只有前后两座门，城墙高止两丈，因年久失修墙面多处剥落，甚至还有处数米宽的豁口，据说是前些天倒塌的还未来得及修建？至于城区，只有两条十字主街，各式商铺二百余间，大多是土木结构的旧民居。道路坑坑洼洼不说，商户们还将摊位摆至两侧占道经营，影响交通不说，更存有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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