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场纷争的高潮中，仁宗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坏处呢？”其后不久，欧阳修进献了《朋党论》，显然是针对仁宗朋党之问而发的。这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围绕“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大做翻案文章，曲折反复，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为可用，最后归结到一点：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会是一着坏棋。这篇《朋党论》一是触犯了人主的忌讳，任何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二是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伪朋”，这样，改革派就在无意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对派。正所谓：“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则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为邪，则小人亦指正人为邪。”这样，党争就不可避免。
欧阳修乃至范仲淹这些君子们，在朋党问题上的见解从道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政治斗争并不一定是道理之争，因而他们最后只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仁宗敬而远之。
由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一大群文人墨客发起的庆历变法终究是成了一场空，之所以失败最要紧的就是：
一、以前的官吏，三年任期一到，就可以通过一些程序来晋升。在实行新体制后，公务员要经过五年的严格审查，才能晋升。只有有突出表现的人才有可能在三年内获得晋升。这可是将大多数人都得罪了。
第二，就是对高层官员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往日里，那些大官可以将自己的侄儿往上推，可现在却是被约束住了。这几乎就是一种斩草除根的手段。
第三则是因为土地。他们还攻打职田，以前职田分配极不均衡，富人多死，穷人多死。在这次的变革中，他是在为穷人而战。这可把很多拥有庞大土地的官员都给得罪了。这些变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肯定会被很多人唾弃。
于是，朝中大臣对仁宗施加压力，皇帝只好作罢。在庆历新政实施一年多后，又被废除。这是仁宗一生的憾事，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承受不起这样的重压，又能怨得了什么人？
范仲淹，陕西，河东，韩琦，扬州知州，河北都护府欧阳修，降为滁州知州。从那以后，汴京的那些改革派，就被逐出了京城。
而王安石主持变法时，韩琦，富弼，欧阳修，还有其他几位老臣，都表示了强烈的异议。
什么叫“苗子”？到了冬季，农夫们已经将剩下的粮食都吃光了，但现在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所以，到了春季，庄稼就会枯萎。农夫没有食物，只好四处借款。土地所有者向农民借贷谷物，当然要收取一定的利益。至于利率，则是没有固定的。如果这些土地的主人，都能在这里独霸一方，那么，他们的利润，就会越来越高。所谓的“青苗法”，就是每年春季，朝廷会用很少的利率，把广惠仓和广惠仓的粮食，以极少的利率，贷到农民过年。到了秋天，朝廷就会收回所有的利息。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变革，对人民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再说了，如果是朝廷的话，为什么那些官员会拒绝？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很清楚，这个命令一出，会有多么大的纰漏。在《青苗法案》颁布之后，发放的借款额和偿还比例，都成为了一项严格的衡量标准。为了通过考试，下面的人都会向有钱人借钱。可问题是，他们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要去借？这是给了朝廷一个下马威。至于穷人，则是被这些有钱人家霸占了。他们无法生存，只好从富人那里借钱。那些被官员剥去了外衣的富人，当然会提高借贷的利率，以此来弥补穷人的亏空。也就是说，从穷人那里借来的钱，会更多。
为此，王安石专门制定了一套十家一保的方案。这等于是一家贷款，十户共同做抵押。另外，王安石还规定，这三家要有抵押。如果借款者还不起，那么朝廷就会对这三个有抵押财产的家庭进行追讨。这样一来，穷的人就更穷了，以前的富家子弟，现在都穷成了穷光蛋。
而下面的官员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意见，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做好绩效评估。就算你是王安石，你能奈他们何？
朋党政治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格局，并且对士大夫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较之前朝，是前所未有的。而大定的朋党之争，真正将党争推向高潮的，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新旧二党之争，可以说，新旧党争就是大定党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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