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安史之乱后，才是本书将要重点探讨的领域。
如果要简明扼要地总结中唐时代的特点那就是：藩镇割而不据（除河朔三镇外），经济极大发展，政治党同伐异，财政绝处逢生
以及朝廷，藩镇，州县三者的微妙平衡。
先看第一点，自府兵制崩溃后，募兵制下，为了统领规模越来越大的军队，为了应对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且形式越发复杂的战争，节度使作为地方军政及经济的三重主官应运而生。
但与大众认知不同的是，在中唐甚至晚唐直到黄巢起义前，绝大部分藩镇中的节度使在很大程度上都更亲近和依赖朝廷。
这点从《唐代方镇年表》与《唐刺史考全编》中所记录的全唐节度使中70%为进士出身且由朝廷任命，并且听从朝廷命令不断转任各地可见。
另一个佐证则是，哪怕是长期公然叛乱的河朔三镇，也会按时按量向唐庭输出防秋士兵用于对抗吐蕃，而出身河朔三镇的士人，官员，名臣将相也丝毫不少，如卢龙节度使张仲武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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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带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则是牙兵，中晚唐时期有一个着名的童谣：
长安天子，魏府牙兵。
民间将魏博节度使治下的牙兵与长安天子的权势等同观之，可见牙兵的威势已然路人皆知。
自募兵制诞生以来，为进一步控制以失地流民为主要组成的军队而建立的牙兵制度便高度适应中晚唐时代部分封建化的社会经济局面。
始终处于财政危机中的唐庭无力维持庞大的军队，但河朔三镇等叛乱藩镇带来的军事压力又让唐庭不得不维持更庞大的军队从而加重财政危机进而导向政治危机。
唐德宗建中年间为削平河朔三镇而发动的战争最终演变为泾原兵变和四王二帝之乱便是这一循环的最佳例证，而四王二帝之乱对唐庭的破坏和威胁甚至要超出安史之乱，唐庭在叛乱期间很长时间内是事实上的一无所有。
为了击败强大的叛乱藩镇而扶持弱小顺从的藩镇，周而复始，强藩辈出，曾经的忠诚藩镇屡屡变为叛乱藩镇，背后的根本原因便是各地的牙兵集团实际控制了藩镇的经济和军事。
如若节度使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往往便遭到杀戮驱逐。故而在刻板印象中飞扬跋扈的节度使在中晚唐时期的实际历史事件中却常常表现出委曲求全以及对朝廷权威的高度依赖。
这便是中唐以来藩镇割而不据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但在这样令人窒息的重重危机下，相较于李隆基执政后期的公然摆烂，中唐时期的唐朝君臣则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拼尽一切地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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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短的时间内，在第五琦，刘晏与韩潢三人的共同努力下，唐庭建立了以盐铁转运统销官营制度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并将度支司这个户部下级机构的权力扩大到与上级部门等量齐观甚至一度取代户部职能的地步。
并在日后演化出了宋代三司使之一的度支使，彻底从户部中独立为平行财政机构，可见其重要性。
盐税的收入和盐业制度的变革深刻塑造了中晚唐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面貌，故而本书的第二个题眼是“私盐贩子”，因为这是个最能集中体现晚唐社会矛盾的行业，也是晚唐时期所有阶层都深度参与的行业。
主角必须要先解决好“私盐贩子”的问题，然后才能重整旧山河。
而中晚唐时期第二个至关重要的财政改革则是由杨炎主导的两税法改革。
不再区分主户客户，也不以人头计税，而是按资产、田产划分户等，户等高者多负，低者少负。行商在所在的州县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款。一年缴纳两次，夏秋各一次，是为两税。
乍一看，杨炎的两税法不过是将租庸调进行了整合，并更改了征税的对象。
然而两税法背后代表的财政理念则与以往所有的朝代截然不同，首先是以土地为征税对象，故而所有阶层均要缴纳赋税，避免了土地兼并带来的财政收入萎缩，使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问题得到缓解。
其次，两税法的财政理念是“量出为入”而非“量入为出”，这一改变在危机频发的中晚唐时期多次拯救了唐朝，但最终也变为了唐庭的绞索。
同时，两税法解放了大量劳动力，使得失地农民可以自由进行制茶，捕捞，经济作物种植销售，采矿等等行业，南方茶产业的崛起便得益于两税法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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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税收定于每年6月和11月夏秋两季末期完成征收，符合了唐代以来农业生产普遍为一年两熟制的发展趋势。
尽管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但客观上中晚唐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宋代商业的普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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