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可远继续逼问道：“佛教多次法难是否皆与此有关？”
祖圭答道：“这和辩论的题目并不相关，施主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了。”
“当然相关，大师答不出，是因为答案对佛教不利。东汉末年，三教‘夷夏之辨’刚刚萌芽，牟子所着《理惑论》，便表明了佛教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既佛教作为外传教派，进入汉地必然有个融受的问题。不仅是佛教，无论哪种外来文化，其与汉地文化的融合，都要以汉地文化为中心，以我泱泱华夏、中央之国为正统。以外来文化为借鉴、为辅助来实现的。”
于可远轻笑着道：“毋庸置疑的一点，华夏是正统，是五方十地、万国先进的代表，而蛮夷是民化未开的蛮荒之地，这便是所谓的‘夷夏之辨’。它起初属于民族和地域的矛盾，渐渐演变为文化的态度。佛教源自天竺，要想被汉人采纳和接受，就务必融入汉地。大师，我讲了这些，您是否仍旧人围殴《老子化胡经》对佛教汉化没有丝毫的帮助？”
其实，这些僧人都很明白，夷夏之辩看似是道士和儒士在为难和尚，不希望和尚继续发展，但跨过这个坎，佛教与华夏的联系便会越来越深。
哪怕有多次的灭佛行动，也只是政治上强硬的灭佛，并不能从理论和思辨角度真正将佛教驳倒，佛教便在这无数的磨难中蜕变、成长，成为华夏文化中难以磨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再是“蛮夷教派”，而是真正正正的汉地本土教派。
佛教经受住了“夷夏之辨”的考验，即便是《老子化胡经》，也仅仅是道士将佛教类归为其下的一种伪证，这种伪证是不堪一击的，但足够深入人心，反而帮助佛教融入了华夏。
和尚们沉默了很久，祖圭终于开口道：“我先答施主第二个问题，多次佛教法难确实与其相关。”
“那么，释迦牟尼的经文是可变的吗？”于可远又问。
“当然不可。”
“既然不可，沙门为何从最初的不敬王者，在北朝经历过一次废佛行动后，就变成了需敬王者？佛教的规矩一直在变，一直在归顺汉地的习惯和规矩，这是否也能证明佛教在适应着华夏？”
祖圭再次沉默了。
“孟圣人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具有蛮夷血统的舜和周文王皆被儒家奉为华夏的先王，鄙人以为，佛教圣贤为佛教在汉地之传做下不可磨灭的功劳，使得佛教为我华夏之佛教，为我汉地之佛教，亦如‘言中国礼仪之盛而蛮夷无也，言蛮夷虽有君长而无礼仪，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仪不废，故曰蛮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以，佛教本无汉地之礼，因有道儒之助，三教之争是融合之争，是互助之争，是礼义与非礼义之争、道德与非道德之争、文明与野蛮之争，亦如今日之‘老子化胡’之辩，无非我泱泱华夏、中央之国的文明之辩，诚如韩愈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而夷之，夷而进于中国而中国之。’在汉地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吗，周礼相对于夷礼并无显着优势，夷礼也应受到赞赏，何况汉化后的佛教？因而，鄙人以为，老子化胡，其文虽伪，用夏变夷，方有今日之佛教，故虽无‘老子化胡’，实有‘老子助胡’。”
言罢，于可远朝着那群和尚恭敬地行了一礼。
老谋深算的和尚们固然料事如神，却也没想到于可远会挑选这样一个刁钻的角度，直接认可《老子化胡经》的伪证性，反而从《老子化胡经》对佛教发展的真实帮助上，展开了毫无漏洞的争辩。
此刻，于可远身后的道士们真有些失落。
因为他们深刻意识到，从今往后，从这次会讲之后，道教再不能拿《老子化胡经》向佛教发难了，什么夷夏之辩，什么沙门袒服，都随着佛教一次次的磨难而完全泯灭在历史长河中，它与发源地的原始佛教毫无关联，是彻头彻尾的教派，与道教并无本质的差异。
但仍有不死心的和尚，不满道教多年来的打压，踏上前来道：“你既然承认《老子化胡经》是假的，便知道教这些道貌岸然之辈，惯会些骗人手段，尤其是那位开元观的讲师张志明，数次在水陆大会上向他的信徒传授长生久视之术，如果这些是真的，为何当今世上，却无百岁以上的老人？”
这话可谓是戳到了道教的痛处，同时也将这场辩论的敏感程度推向了极高峰。
于可远当然不会作答。
他若讲真话，说世上本无长生久视之术，那就等于当众打嘉靖帝的脸。若讲假话，刚才所辩便会白费。
这个问题，他最好的选择就是缄默。
果然，对面的高拱也隐晦地向他摇头。
于可远低下头了。
但一向刚直的海瑞发言了，他并没有回答和尚的问题，而是望向远处的道士们，“诸位道长，可否回应这位大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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