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小队湖南籍复兴军士兵的护卫下，黄冕来到贺胜桥湘军大营。
湘军戒备森严，照例给黄冕等人蒙上黑色的头套。复兴军士兵被留下，一根绳子牵引着黄冕，带他深入湘军大营。
黄冕每走一步，便暗数一下。当他数到六百三十五时，黑色的头套被摘下，突然而来的光亮刺得黄冕睁不开眼。他揉了下眼睛，等眼睛适应眼前的环境时，黄冕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湘军中军帐。
中军帐上首坐着的，是黄冕的老朋友、湘军统帅曾国藩。曾国藩以下，坐着曾国荃、彭玉麟、丁日昌、赵烈文等部将、幕僚。
黄冕已经六十二岁了，在某种程度上，还算得上在座诸位的前辈呢。他是湖南长沙人，也是湖南长沙首富，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交情很深。
现在，黄冕却投靠了复兴会，代表复兴会前来劝降曾国藩。
故人相见，原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如今却已分处两个敌对的阵营，未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气氛有些尴尬。
黄冕环顾众人，发现大家的脸上写满了憔悴、愤怒、仇恨。不过，似乎也有一两个人，在他们那并不友好的眼神里，似乎透着一丝期待。
马上就要7月了，中军帐里有些闷热。
黄冕向众人作揖行礼，众人有的回礼，有的默然不动。
曾国藩的状态颇为不佳，因为睡眠不足而有了眼袋。他强打精神，起立向黄冕作揖，让亲兵为黄冕安排坐椅。
黄冕心里嘀咕，曾国藩这番憔悴，不知是癣疾犯了，还是为战事所累。他斟酌词句，说道：
“涤帅，咱们两年不见了。上一次见面，还是你委托我筹办东征局，为湘军筹措军饷。造化弄人，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形式再次见面。”
曾国藩笑了下，不无讥刺地说道：“老先生剪了辫子，穿了身奇装异服。曾某眼拙，一时半会竟没有认出老先生。”
黄冕像普通复兴会干部那样，留短发，穿西式服装，上身衬衫，下身长裤。置身湘军营中，他颇像一个西方传教士，一不小心走错了地方。
在帐内的湘军大员忍不住小声嗤笑起来。
黄冕心想，曾国藩这张嘴，还是这般厉害。
在后人印象里，曾国藩做官圆滑，言行谨慎，深谙为官之道。其实，早年的曾国藩并非如此。
曾国藩做京官时，十年七迁，从副科级升至副部级，风光一时。咸丰帝刚即位时，下诏让群臣广纳谏言。愣头青曾国藩上了个折子，把咸丰帝骂得一顿，得罪了咸丰。
除此之外，曾国藩做刑部侍郎时，不顾全体同僚反对，极力主张严惩琦善和赛尚阿。
琦善和赛尚阿都是满清亲贵，势力盘根错节。赛尚阿甚至还当过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是当之无愧的宰相，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曾国藩这样一个祖上数代贫农、毫无背景的穷京官，岂能撼动琦善、赛尚阿这样的权臣？
为此，京官群体纷纷与曾国藩划清界线，集体排挤曾国藩。曾国藩在京城混不下去了，到江西外放作考官，碰巧母亲病故，回乡守制。
创办湘军时，曾国藩用力过猛，又与湖南官场不睦，不得不把练兵场从长沙迁到衡阳。在江西作战时，曾国藩又与江西官场交恶，与时任江西巡抚、好友陈启迈反目成仇。
可以说，早年的曾国藩满怀理想主义，勇于任事，却颇为不识时务，与同僚相处甚难。这一点，曾国藩与胡林翼相比很有差距。
历史上，曾国藩在为人处事上经历了一番大的转变。这番转变就发生于1857年。当时，曾国藩父丧，曾氏兄弟回乡守制。
咸丰帝本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让曾国藩三个月后带孝出征。然而，曾国藩仍觉得朝廷需要他，却一再亏待他，暗示自己权力太小，办事掣肘。
三个月后，曾国藩上书朝廷，暗示说自己若无督抚大权，不如仍在乡守制。
咸丰帝翻脸不认人，直接让曾国藩在家终制，不必再带孝出征。湘军没有曾国藩统带，并未一盘散沙，反而在胡林翼、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毕金科等人的带领下，一路攻城略地。
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落差极大。直至1858年7月，太平军威胁闽、浙，曾国藩才重新获得起用。
从1857年2月，至1858年7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曾国藩一直在家乡躬身反省，为人处事发生极大转变，为他今后一生功业奠定了基础。
现在，吴捷发动二次西征，直接威胁两湖。曾国藩不得不提前结束守制，他改变性格，以柔克刚，也就无从谈起了。
听过曾国藩的挖苦，黄冕略有尴尬，说道：
“若单就华夏正统而言，辫子乃夷狄发式，西服亦为西洋服饰。涤帅，若让老祖宗见到我们，都会骂我们衣冠禽兽。我们彼此半斤八两，就不要互相指责了。”
见众人收起了讥笑，黄冕继续说道：
“黄某此次前来，受复兴会长吴捷所托，带了一些礼物。除了自来水笔、暖水瓶、茶叶、白糖等物品外，还有大蒜素、阿司匹林等特效药，可以治疗癣疾，涤帅不妨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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