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主！”
王自奇只是军情司的负责人，孙可望自然不会什么都和他说。对付李定国也自然不能用太“实”的办法，否则会引起对方的反扑。
相反，只要不涉及到军队和直接供给军队的钱粮，安排钱庄之类的金融手段，李定国和他的部将们大都不会重视，甚至是完全不当一回事。
毕竟，对于这群农民出身，被逼着造反，在实战中一步步成长为职业军人的大老粗们来说，带兵打仗他们无所畏惧，更是鲜有对手，可是治理天下，那就太难为他们了，更不用说对于这个时代堪称降维打击的金融手段了。
“自奇，针对江南的作战会议过几日就要召开了，你先别急着走，到时候还有任务交给你。”孙可望补充道。
南直隶镇江府府城，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只有稀稀落落几人，两边的店铺更是大多闭门不开，因为大军入驻，税额提高，粮价上涨所造成的饥荒和商业凋零使得这座位于运河和长江交叉口，东临南京，北望扬州，南濒常州的商业城市日渐没落。
张煌言所部水师已经攻占了靖江，并在那座江中沙洲上留下了数百兵马，以及大小三十多艘战舰，不时便来骚扰，搅得城中的清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日都不得安宁。
不止是镇江，清军的所谓长江水师早已经被张名振剿灭，如今张煌言麾下的上万水师在长江水道如入无人之境，最远甚至到达了南京城北面，甚至还不止一次放炮，以示军威。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对于清军来说，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张煌言水师对于其运输线的打击，这使得清军的粮草军需调配只能更多依赖陆地，耗费大增。若不是张煌言所部水师只能活动于长江主干道，恐怕清军的南北补给线都要被切断了。
而随着张煌言水师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江南地区的奴仆起义也接踵而来，双方甚至遥相呼应，相互配合。不少奴仆暴动之后都选择了逃入太湖，投靠钱达，等待最终的大战到来。
为了防范张煌言大军的进攻和镇压此起彼伏的奴仆暴动，岳乐不得不请示顺治，扩张长江沿岸各城的绿营守军，同时派出八旗兵协助防守。这些地方都是清军的财税来源和运输大动脉，若是大乱，财税一断，别说是南方的战局了，便是北京的物资供应，恐怕也难以为继。
其实，随着北方各省民变起义不断，清军不得不加大军事投入，各省的额外开支都得仰赖南直隶，浙江两省，否则根本无法镇压。
当然，随着主要战场转移到了江南，清军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而陕甘在孟乔芳的十年治理下，许多地方的屯田也取得了效果。清廷在无力支援的情况下，甚至想过让陕甘自筹粮饷，但最终因为对吴三桂和陕甘绿营军的提防，还是作罢了。
毕竟，放任吴三桂和陕甘绿营自筹军饷，据地而守固然可以节省大笔军费，但如此一来，无异于让对方割据。不到最后的时候，清廷还是不会放手的，尽管现在顺治和满州大臣们已经十分犹豫了。
他们是想汉人自相残杀，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转念一想，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已经如此强大，要是这些汉人倒戈了，那局势岂不是雪上加霜？
其实，岳乐上书过顺治，他没敢明说，只是稍稍暗示了一番。这种事情，要是追究起来，可是大罪，岳乐不是那种不知道分寸的人，他现在是带罪之身，更不敢直接说出口。
岳乐如今对于战局的走向并没有把握，李定国杀了他的密使，那就是不可能合作的意思了。郑成功虽然让人回来了，但也没有任何合作的意向，让人捉摸不透，好像是在观望一般。
而吴三桂通过胡心水传回来的消息，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他倒是想促成这些事情的落实，这样他就有更大的资本了，和刘文秀谈判的时候，如果是独立王国头领的身份，对他来说局面会好很多。
不过，吴三桂在清廷中的力量并不大，他并不能施展多少力量去影响，或者说推动这件事情更进一步。但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更加坚定了清廷要亡的信念，朝着刘文秀靠拢的心更加急切了。
随着孙可望的“粮食战”逐渐生效，北方各省的粮价大涨，便是江南当地产粮区的粮价，也比往年高了一倍有余。
在如此巨大的利润驱使下，江南不少商人不顾清廷禁令，冒着砍头的风险，开始囤积粮食，然后向北方各省走私粮食。还有一些不愿意冒着走私风险的，则打算等到粮价再翻一番之后再卖。反正等百姓家中存粮耗尽，大家都饿极了，多少钱也得买，而这又造成了当地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不同于孙可望有营庄支撑，可以高效调度使用各种资源，更能严厉打击走私，清廷控制下的土地很多掌握在各大汉人地主，各大旗主贝勒的手上，地方绿营守军也不可信。
这些耕地和耕地上的佃户，包衣们，在如此乱局之下，反而是进一步朝着大户贵族们聚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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