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北方腹地愈演愈烈的民变和兵乱，运河漕运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顺治皇帝不得不再度将正在北京训练的八旗兵派出，甚至还下旨让岳乐调遣数千八旗军精锐北上助战。
孙可望打“粮食战”，就是为了削弱清军控制区的经济，破坏对方军队的信心，以达到减少大军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二百万两白银看起来很多，但要是从零开始建立一支精锐野战军队，甚至不说打仗，只是装备，训练和维护，也不过是五六个殿前军混编营，两三万兵马一年的综合费用罢了。
当然，这是把所有的开支折银的算法，孙可望的大军是在钱粮共用，营庄分地，又有自己的工坊的基础上建立的，单纯军饷的耗费并没有那么多，更何况军饷大部分都只是钱折子上的数目而已。
要不然，占领了那么多地方，孙可望何以只敢扩军到三十多万？其中还有七八万是卫戍军，招募的新兵也不过十万上下。
其中真正按照精锐强军培养的，其实只有殿前军的八万大军和李定国的嫡系部队而已。冯双礼，马进忠，李来亨和刘文秀的兵马装备，补给都是要差许多，所费军饷更没有那么多。
而“粮食战'一旦奏效，就不止是少死一两万兵马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其中的武器装备损耗，伤亡抚恤所需等等，都将大大减少。更不用说大部分粮食并没有浪费，其实也算不得亏，还能多出一两万有过大战经验的强军。
不过，如此一番折腾，北方各地的百姓也将会因为粮荒兵乱，付出数十万的生命，甚至是更多。但若不这样，孙可望便难以以最小代价击溃江南清军，然后问鼎天下，迫使李定国，郑成功等人放弃武力相抗的机会。
换言之，孙可望在将来和当前中，选择了牺牲北方的几十万百姓，他要最大可能在接下来的军事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实力，作为夺取天下的资本，进而将可能爆发的内战控制在最小规模，甚至掐灭在一开始。
他那晚和陈少川说不想同室操戈，其实也并非只是为了让对方去干他不好自己动手的事情，也真的是内心的真情吐露。
杀郑成功和郑军，孙可望或许还不含湖，但是杀李定国麾下的七八万大西军，他就真的有点下不去手了。不过，这也只停留在能不杀是最好的，若要杀也必然会动手的程度。
这是争夺天下，容不得妇人之仁，而且孙可望怎么知道李定国不会下毒手？
到了九月份，孙可望从长沙启程，在最新选拔的亲卫军护送下由醴陵-南昌一线重返江西。他的亲卫军经历过几次大战，损失惨重，如今除了几个骨干，全都是各部兵马中的新人。
为了提升自己对大军的控制，每一次调整，孙可望都会将自己手下的亲卫下放到殿前军各部，担任军官或者军法队。然后又从各部挑选精锐，补充到亲卫之中。
殿前军各部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训练的，兵将之间的磨合并不困难，各部之间配合作战也同样十分频繁。
这些军官和他朝夕相处，关系并不一般，更是自成体系，唯孙可望是瞻，军中将士都将入选亲卫军视为晋升的重要机会。
不过，这样的晋升机会代价极大，特别是孙可望喜欢用自己作为诱饵，亲卫军最终的伤亡比甚至是殿前军军中最高的，往往十不存四。但只要能活下来，那就是大好的前程了。
来到南昌之后，孙可望又开始了战前的巡视，这同样是他敲打将领，保证自己对军队掌控的重要途径。
不过，大多数时候，在他到之前，各个地方的情报便已经放到了他的面前，大体的动向孙可望是一清二楚的。军情司的内务部同样不容小觑，这两年更是已经渗透各地，被军中将士和大小官吏称为“新锦衣卫”。
借着巡视各地的机会，孙可望也加紧修复和赣西，赣中各府乡绅的关系，每到一个府城，都会召集地方大族代表见面，更是要求对方将子孙送去书院，参加科考，谋取一个好前程。
虽然大半乡绅都选择了归顺孙可望，但仍旧有不少顽固派，观望派，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地方传承了数百年的大族，行事非常低调，地方人脉，产业都非比寻常。他们能不和殿前军起冲突就不和，当初“剿匪”也没有牵连到他们。
这些名门望族才是真正能够影响到江南乡绅，甚至是北方各地乡绅的，别看有的已经二三十年，甚至五六十年没出过一个进士了，但上百年的积累，影响力仍旧是巨大的。
要知道，清军入关以前，江南地区的商业贸易是非常发达的，各地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更别说作为科举大省的江西了。若是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和农业，如何来的成百上千的进士，举人？
孙可望要想顺利称帝，还真的得争取他们的支持。这倒不是说他们能在背后控制军队，掀起政变什么的，亦或者军头是财阀的傀儡这种低级的阴谋论，无端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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