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看，吕大器应该是一个直且刚烈的人，这种人一般头都很铁，往往撞得头破血流。
可吕大器却相反，他往往能窥见先机，提前规避危险。
所以郝光明觉得，吕大器应该是一个外方内圆的人。
难得可贵的是，从日后其人表现看，他的外方还不是演出来的。即便是人设，也是一直立住了的那种。
崇祯十年，吕大器归乡后，恰逢张献忠、李自成入川。
吕大器先是倡议知县减免民众课税，又倡议修筑城池，这让许多人不解。
等张献忠分兵攻打遂宁时，当地百姓呼应的不多。
吕大器又散家财招兵四百，协同守城，最终因城池坚固，百姓可依，坚持到另一位官员带着两千边兵回遂宁，解了围。
崇祯十四年其人任甘肃巡抚时，揭发总兵柴时华不法，柴被撤职，以副将王世宠接任。
柴因此向西部土司、吐鲁番借兵作乱，吕大器令王世宠征讨，柴战败自焚死。
这时塞外蒙古数部以为有机可乘，以乞赏为名进犯。吕大器便以犒赏为由先稳住这数部蒙古，投毒于饮马泉，毒杀蒙古部卒无数。
随后遣兵出塞征讨这数部蒙古，斩首七百，扫平其余部，又招抚三十八部族，一举平定西部边患。
正因此功，吕大器才在崇祯十五年升任兵部右侍郎。
崇祯正缺能统兵征战的文臣，于是就委任吕大器为保定、山东、河北总督。
这时，稍有眼界之人，其实就能看出来大明怕是不行了，当总督的更是被崇祯杀了好几个，有该杀的，也有冤杀的，总之当总督的就没一个有好下场。
吕大器怕了，极力推辞，一直拖到崇祯十六年三月才就任。
崇祯十五年时，清军再次入寇，直到崇祯十六年春才陆续退往关外。
这时另一位总督赵光拚集合诸镇军队，欲在蓟州螺山截断清军归路，大败，其时唯有吕大器所部无所失。
崇祯十六年五月，清军终于退到关外，京畿解除戒备，吕大器转任江南总督。
这时湖广基本被李自成、张献忠分了，左良玉拥兵自重，驻军九江称病不进，怀疑朝廷要对他下手。
吕大器亲自到其军中慰劳，才打消左良玉的疑虑。
随后张献忠欲进攻江西，吕大器遣部将与左良玉一起迎击张献忠，得胜，这才迫使张献忠放弃东进的想法，转而向西去四川。
后来崇祯殉国，吕大器与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议而未定时，马士英便联合刘泽清拥福王朱由崧到南京继位为帝。
其后，吕大器先是为南京吏部左侍郎，不久便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被马士英排挤，罢官归乡。
这便是吕大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四川的原因。
“在历史上，吕大器后来做到永历朝的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
其人于南明还有两项功劳，一是及时拥立永历继位，二则是统合四川军阀，消灭了自称监国分裂川蜀的宗室朱容藩。”
说到这里，郝光明顿了顿，喝了口水润润嗓子，才接着道：“我觉得，上面这些史料纵然真实无疑，但也有偏向吕大器的嫌疑。
其一，以清正刚烈闻名，向来是清流晋升的一种手段。
从吕大器后续行为来看，其人显然并非真的刚烈，反而颇懂得进退和变通。这就说明，他是有心以清流人设升官的。
其二，吕大器任甘肃巡抚时，处置柴时华的事该是没错的。
西部蒙古诸部应是协助讨平了柴时华的叛乱，才会有入甘肃乞功的说法。
或许西部蒙古确实有趁机劫掠甘肃的打算，但吕大器选择借犒赏之机毒杀西部蒙古诸部兵马的事，在当时或许是于他本人及甘肃都有利的做法，可事实却是大明朝廷失信的一种表现。
最好的做法，其实是将西部蒙古诸部挡在外面，按约定封赏。
或许是当时甘肃边军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吧，所以这事对错我就不对评论了。
再说第三件事，就是崇祯十六年，赵光拚集结诸镇兵马截击清军的那一战。
我刚查了下赵光拚的资料——按上面所讲，赵光拚也是个颇为英勇的总督，可惜螺山一战，各方将领都保存实力，无法协同作战，致使截留清军的战略功亏一篑。
而赵光拚也因此被政敌攻击，不久后被夺职下狱，最终含冤被斩杀于北京西市。
先前说吕大器参与此战，兵马没有一点损失，所以我就想，这是不是说明他当时按兵不动，完全没有参战呢？”
听到这里，朱媺娖也顾不得李振武尚且在殿中等着，便问：“你的意思是说吕大器这人有问题，不能用？”
郝光明想了想，道：“也不能说他有多大问题吧，至少他始终没有变节，也一直在积极为大明做事。
况且，有时候有些事真的很难分出对错来。
就比如说他毒杀西部蒙古诸部的事，又比如说他在螺山一役中的表现——也许以当时大明的官军情况，尤其是准备不足时，选择截留要退往关外的清军本就是一种错误呢？
总体来说，吕大器显然是颇有能力的，而且还比较全面，做人也算有原则和底线。
我觉得你可以见一见他，看看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以他的经历、能力来看，若是能用，或许你之前发愁的陕甘总督人选便有着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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