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烨这时正遥望营州城头。
一年前他过榆关，抵辽西，仍然统率先锋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夺柳城、锦州、义县等地，实际上在共治二年初春，已经彻底将营州四面围困，潘博无法得到部属辖地的守望相助，营州已然成为一座孤城，但这个曾经雄心壮志意图吞并贺周的安东王，手里仍旧握着十万亲卫，他选择的不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守，贺烨不知这个足称枭雄的对手如今是什么心理，他或许仍在期望着北辽耶律氏的支援，或许已听闻了大周被突厥战败的消息，怀抱希望燕国公部会受朝廷之令撤援长安，如此他仍然有望东山再起，更或许他在等待燕国公急功近利，准备在周军攻城时予以猛烈的反击，或许他已经心灰意冷，以消极的方式苟延残喘。
无论潘博如今怎么想，怎么部署，贺烨一方已然估清情势，纵然这样的龟缩，潘博也已经坚持不了多久，因为营州城中，已经没有多少粮食，辽西之地苦寒，虽数十载以来潘博鼓励农桑，开恳荒陌，但为壮大军队，当然也必须鼓励人口繁衍，又兼潘博为了迅速扩充实力，以善政吸引大周流亡人口，已然造成耕地不足收成难解需求的困窘，安东辖境不得不依靠行商远贩粮粟，方能缓解治下军民的温饱。
又兼燕国公夺回渝关，大军逼近，潘博早在两年前便不得不闭城固守，营州城外，农家皆舍弃耕种避入城中，如今四方失陷，潘博难以得到支援，三十万军民，仅靠城中存粮支撑，已然濒临断粮的局面。
再拖延下去，百姓将会易子而食，因为潘博首先满足的，必须也只能是兵勇。
贺烨没有着急发动最后的总攻，他在一月之前，便遣使在城下喊话，只要潘博献城投降，将恕其不死，安东王自据营州，推仁德、施善政，如今大势已去，营州俨然孤城，料安东王必定不忍子民惨为饿殍，安东之民，原也是炎黄子孙，与中原华夏血脉相连，朝廷当然不会因安东王逆谋之罪，责难黎民百姓，便连军卫都可得到宽免，殊不见营州城外，安东柳城、锦州等地虽被收复，周军却与子民相安无事，甚至有意愿离开辽西苦寒之地，归复原籍的子民，竟被允遣，如今已在燕赵、晋朔等地，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只要安东王屈降周室，战乱即告结束，代价无非是潘博再非割据一方之王公，死罪虽免，却沦为庶民而已。
这样一来，百姓甚至士勇都会心生期望，因为他们并没有亡国被俘的耻辱心态，他们原本也是大周的臣民，有些是为了生计，绝大多数是逼于无奈才为潘博号令，眼看灭顶之灾近在眼前，蓦然却发觉有生的希望，而且日子未必就会比从前更差，又有多少愿意去死呢？
虽说有些死忠于潘博的亲卫，不能容忍他们敬爱的安东王沦为罪庶，不甘放弃他们与安东王共同的抱负，但这些人绝对不占多数。
当然，相比普通军民，他们在安东拥有更加高贵的地位，更加优越的生活，他们可称统治阶级，正常情况下，他们才能代表一个政权的意志，大可不必理论被治阶级的想法，然而眼前也并不是正常情况。
潘博的政权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统治阶级的意志，湮灭不了民众渴望生存的决心。
粮库里的粟米在逐渐减少，百姓们已然在忍饥挨饿，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于他们而言，这样的诱惑太迫切，太吸引。
他们翘首盼望着潘博能够屈降，舍弃自己的荣华富贵，实现曾经对万千子民的允诺。
但潘博根本没有理会贺周的使者，因为献降就等于彻底失败，他知道再也无望东山再起，当初他拥兵自重，卖国求荣，不是为了人生以罪庶落幕，他骨子里并非仁德贤明，他也从来不是爱民如子，他苦心经营多年，把自己塑造成为道德楷模，把以营州为中心的安东辖境，打造成似乎与贺周统治下的州县天渊有别的乐土，只不过是因为他只能这么做，才能收获更多民心所向，才能壮大声威，以正义的旗号，颠覆贺周的暴/政。
所以野心抱负是必须的前提，所谓公正爱民，所谓天下大同，都必须屈居这个前提之下。
贺烨当然也料到潘博会如何取舍，他就是为了拆穿潘博的伪装，摧毁营州的众志诚城军民同心。
同时，他已经整装待发，时刻准备着向营州发动最后的总攻，他要让这场胜利尽可能的轻而易举，他希望尽可能减轻士兵的伤亡。
因为他心知肚明，转身之后，与突厥人的战争，才是不容一丝疏怠与饶幸，那场战争，是华夏与蛮狄的殊死较量，重要及关键程度，甚至远胜兵谏韦太后。
而这时，不仅仅先锋部的黑衣卫，燕国公所率三十万大军，全体将士，均在关注俨然已经取代燕国公发号施令的“青面少将”。
尤其统领们，除了少数知情者，心中均有狐疑。
“青面少将”自幽州大捷后，便受令留守苇泽关，若说突然赶赴辽西是奉朝廷调遣，身先士卒骁勇冲锋也是其一直以来的风格，可这回，秦少将竟然逾越燕国公这位主将，指挥若定决断战计，燕国公等将领却毫无异议，听令景从，这样的情形实在让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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