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讨论以后，《科举考试手册》的初审在礼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通过。
当然，这里面少不了杨帆的强硬态度。
既然孔颖达几位士林中的大儒都已经表示明确的支持。
杨帆趁热打铁，马不停蹄进宫进行奏报。
此时，李二陛下正与长孙无忌这几位朝中大臣在政事堂开会，倒也省了杨帆不少事。
在众人仔细浏览《科考试手册》以后，心头无不感叹，杨帆这小子果然有大才。
《科举考试手册》提出的方桉无疑是最稳妥的。
不仅能够安抚世家门阀，又给平民百姓和寒门士子的崛起留下了机会，简直是一举两得。
不过，魏征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后，不解的问道:“此方桉细节近乎完美，即便有一两处不符合实际，也可以在筹备过程中进行调整。”
“可这里面我有一事不明，为何要单独增设杂学的教育和科举考试？”
“其他杂学倒也罢了，商道乃是小道，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啊！”
杨帆眯了眯眼睛，努力想着对策，根本没料到第一个提出疑问的会是这个又臭又硬的老顽固。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古人独尊儒学的思想根深蒂固，想让这些老顽固接受商道这种“低贱”之道，实在是很困难。
在这些人面前，杨帆的官位和资历就显得底气弱了很多，还真有些发愁。
毕竟，百家学说除了在战国时期曾有百花争鸣的景象，之后再也没有绚烂的时期。
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其余的百家学说更是被打入了谷底。
即使是在战国时期得到绚烂发展的法家、儒家、墨家，最后也只能沦落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墨家以“穷兵黩武”为统治者所不喜。
法家以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为理念，如今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本意。
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
这就足以见得法家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
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但是如今的法家学说也只不过是阉割版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这些思想根本不能体现。
因为皇权、世家、勋贵，这些人往往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如今法家学说已经伦落于统治者管理百姓的工具。
配合阉割版儒家学说为统治者披上了仁德的外衣，故“以儒为表，以法治国”便最受统治者的欢迎。
而对于商道，可以说，在华夏这块土地上，在整个封建社会历程，从来就没有重视过。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杨帆也不知道根源，但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独尊儒学这么简单的原因。
或许可以归结为大多商人重利为世人说不喜……
可这样也说不通，要知道，即使其他杂学也很不受待见，但还是有很多成功桉例的。
整个封建社会，医学大师、农学大师不说随处可见，但还是有不少的，唯独古代的“企业家”却罕有留名者。
在杨帆看来，出现这种结果其实跟封建社会的眼界和偏见有关。
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大家当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四书五经，学习的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之道。
对于商道这些小道当然是瞧不起。
杨帆之所以敢于将商学加入到科举考试的科目里，自然要打好腹稿应对疑问。
儒家子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臭毛病可不是学了八股文之后才有的。
因为儒家学说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是受到了阉割版的‘圣人’思想影响的结果。
如今杨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商学（经济学）纳入科举考试的一部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杨帆看来，即便不能将商学作为科举的主科之一，亦要将之添加进去，让天下百姓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
于是杨帆反问道:“请问魏老，你说我们大唐是否只需要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才？是否读圣贤书的人都能忠君爱国？”
没料到杨帆会如此反问，魏征略一沉吟，说道：“不可否认，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贡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读圣贤书者，大多属于忠君爱国的青年才俊。”
似乎早已料到魏征会如此回答，杨帆笑着问道：“既然读圣贤书者并不一定都是忠君爱国之辈，若我们只在乎四书五经这种高大上的东西，从而忽略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道，岂不是有失偏颇？”
“更何况，若忠君爱国的先决条件便是必须学习四书五经儒家典籍，那岂不是有悖于平等、仁爱、包容的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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