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虞卿原是东林党人中的骨干分子。不过自从之前在皇帝御驾亲征的问题上，与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走到了一起之后，就成了朝中清流的眼中钉。
在得到了皇帝赏识的同时，许虞卿也沦为了清流言官们眼中的小人和幸臣，他的立场也就越来越让他以前的同僚们难以捉摸了。
至于贾继春这个人就不用说了，如今已经完全沦为了皇帝手中的一把刀。
虽然贾继春揣摩皇帝的心意也有跑偏的时候，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还是极力顺着皇帝的心意来的。
贾继春这样做，虽然让朝中的清流言官们十分不齿，朝野风评简直差到没朋友，但是他的职务，却是一年一个台阶，轻轻松松地就干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高位。
而许国荣这个人物，则在崇祯三年正旦大朝会的前夕，才算是回到京师，正式交卸了崇祯皇帝之前交给他和另外一位都察院御史姜思睿的巡视天下驿路、清理天下驿政的钦差事务。
许国荣与姜思睿回到京师之后不久，就被崇祯皇帝任命为都察院巡驿副都御史和巡驿佥都御史，专司监察天下驿政事务。
驿政事务归兵部管，他们上书议论兵部尚书的人选也算是合情合理。
不过，这几个人上书请求免去孙承宗的兵部尚书一职，却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阴谋，或者揣摩错了皇帝的心意。
这其中的原因，只是因为孙承宗刚被授予了一等宁城伯的世爵。
大明朝的文官集团不管是东林党人，还是非东林党人，在对待宗室藩王和勋贵世家的问题上，还是很有默契的，态度很少有不一致的时候。
世爵勋贵不得出任六部堂官，也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后大明朝廷的一个铁律。
特别是一些非常杰出的文官比如明初的刘基，中期的王阳明，原本是文官集团的顶梁柱，封了伯爵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勋贵世家的一员，想当六部尚书，或者成为内阁阁臣也就没有了机会。
勋贵要么在家闲着，要么只能出任武职，也就是担任南北两都五军都督府里的世袭职务。
这一次，孙承宗封了一等宁城伯，旨意一下，就成了朝中文官们争议的对象。
对于他的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的职务，没人敢轻易提出质疑。
毕竟针对孙承宗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李邦华也要受到牵连。
要想同时以这个原因，免去两位内阁辅臣的大学士职务，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如果提出免去孙承宗兵部尚书的职务，那却是很有可能的。
这几个人的奏疏一上，崇祯皇帝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事情。
孙承宗挂着兵部尚书的名头，但在京师主持兵部工作的时候却也不多，一直都崇祯皇帝直接向兵部几个当值的侍郎交办任务，也并没有耽误什么事情，相反效率还更高。
同时也是出于将孙承宗这个曾经东林党的同路人，从东林党的那一边拽出来，进一步将文官集团的那池子水搅和得更浑一点，崇祯皇帝就很快同意了这几个人的奏请。
而接替孙承宗担任兵部尚书的人选，崇祯皇帝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在同意免去孙承宗兵部尚书职务的同时，直接就定了直隶总督南居易来接任这一职务。
因此，这次建极殿朔日朝会上宣布的第三件事请，就是对直隶总督南居益的任命。
南居益在任福建巡抚的时候，曾经督率水师船队，在澎湖一带大战荷兰人的舰队，并且取得了胜利，使得荷兰人不仅不敢再骚扰福建沿海，而且狼狈撤离了澎湖列岛，最后逃往大员而去。
可以说，南居益算得上此时整个大明朝上下的督抚大臣之中，对于海外形势，特别是对于海军的重要性，比较有认识的一个人了。
这也是崇祯皇帝自从让南居益起复之后，一再提拔重用他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下令撤销了天津巡抚这个职务设置，以前兵部左侍郎、现任天津巡抚梁廷栋，接任南居益的直隶总督职务，并且下旨将直隶总督驻地由通州迁往天津城。
天津三卫在卫所改制之后，全部改为了州县，而一个天津巡抚，实际上也就管理着几个县以及沿海的防务，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崇祯皇帝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将梁廷栋升为了直隶总督，然后撤销了天津巡抚之设，将天津降格为府，由原来担任天津兵备道的沈廷扬兼任天津知府。
沈廷扬奉命出任天津兵备道并专职督办大沽口造船厂事务之后，就开始在天津沿海大沽口辟地设厂，招募船工民壮，倾力修造船坞。
这一次，沈廷扬带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者以及招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工技师，从巴达维亚回来之后，先是带着范德烈、毕德诺等人到了京师，与理藩院交接。
紧接着，就又请了旨意，马不停蹄地赶回天津造船厂，带着一帮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工，以及他一路上从闽浙沿海、广东等地招揽的大明船工，将那一艘价值十万两崇祯银圆、而且刚刚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翻了个底朝天，将其中每一层甲板、每一个船舱，每一个舰炮舷窗，包括每一根桅杆，每一节龙骨，甚至是每一个铆钉，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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