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正象张宗谔这帮人判断的那样，由于山东一北一南有二龙山和水泊梁山两大牛叉强寇势力在，山东官府都很怕自己治下闹出官逼民反来便宜壮大了二寇却弄丢了自己的脑袋，因而，在征税上就没敢象别处那样过于贪婪迫切也过于敢暴敛，理智的抑制了贪婪心，定的税负相对轻，只敢在朝廷规定的基础上稍多加了三两分，想先这么试试看，顺利，则再找理由多征些......以前就是这么玩着花样的逐步征，挤牙膏一样，耍得治下愚蠢小民乖乖把发的国难财全挤出来了.....但，这个反复协商好的美妙得意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离京城近的淮南河南就暴发了抗税起义大风暴.......吓得山东诸州府顿时就先老实观望起形势.......这税就拖到现在一直没能征。
这直接决定了山东治安的稳定，到现在也没闹出什么民乱抗税起义。
这是幸运，大幸运。
狗官们在庆幸自得自己的英明的同时，见治下百姓该干什么就在干什么，与往常一样忙着劳作谋生过小日子，没有什么大异常，刚开始也紧张不敢大意，但时间长了就难免放松了......
领导们放松了，不再那么勤奋严厉死盯着城防。守城的兵更会松驰下来。
就比如说密州这的驻军，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全一水坏蛋，而且是不配守边也不配当京城禁军的坏蛋，是坏蛋中更差劲的。你还能指望这样的兵如何有自觉尽到职责。
密州城的四个城门照常都是开着的，与平时一样可以自由进出，当然，把守和检查进出的兵力与协守的民兵增了数倍，仍是高度防范状，所谓检查进出，其实已自动变成了官兵趁机敲诈百姓捞油水的刁难......却至少表面看是仍然很森严的，但，这就是张宗谔部可钻的空子。
对把门官兵和民兵来说，最难的是鉴别进出城门的人哪个可能是贼患。
如今，宋国东部地区的人口成分太杂了。
密州这，本地人极其稀少，主体是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外地人，不乏原本在偏僻山野中生活的少数民族，光是语言就五花八门极复杂难通，面目形象也五花八门，守军很难识记清楚。
另外，守军成分也同样复杂，几乎哪个地方的人都有，朝廷特意如此混编的，军队心不齐，守门军听音见到老乡会高兴，若是这个老乡还识趣会说话，守军自然就会放放手.......
这都是漏洞。张宗谔部大加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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