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华喋喋不休，嘴里说的依旧是陈腔滥调，什么“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什么“不言利，只言义”，什么“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诸如此类。
李存明静静看着他上下翻动的嘴皮，脸色阴沉下去。
蒋德璟见状，急忙拉了一把李邦华的衣袖。李邦华抬眼看见皇帝阴冷的眼神，突然不寒而栗，闭起了嘴巴。
“怎么不继续往下说了？”李存明的语气冷若霜刃，在场的大臣们都听出来了，皇上竭力克制着他的滔天怒火。
李邦华打了一个寒颤，他不太清楚，自己怎么就触犯了皇上的逆鳞？到底是哪一句话说错了，难道自己说的不是微言大义吗？
“李邦华，朕要是没有记错，你是江西吉安人，是吧？”
“是的……”
“这就对了，难怪你会如此剧烈反对朕加征商税！你既是南方人，又曾当过南京兵部尚书，自然与东林党有往来，自然与许多大商人认识。”
“皇上，臣冤枉！臣不赞成加征商税，纯粹是出于一片公心，绝非为己谋私。”李邦华忙不迭跪下磕头。
“你的为人，朕是清楚明白的，也知道你向来老成谋国，所以才没有发火。但朕要明白告诉你，加征商税的政策不容置喙，朕已然打定了主意！”
加征商税，伸手向官绅、大商人要钱，这是李存明早就盘算好的。
与许多后世之人的误解截然相反，大明朝并不是重农抑商的封建王朝，事实是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来，就注重鼓励发展商业，并采取了“三十税一”的低税率政策。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明朝商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谈及万历年间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后人往往引以为豪，又因为这种历史局面被满清硬生生打断而懊恼惋惜。
商业蓬勃发展，且明朝商税种类也多，却偏偏出现了有钱收不上来的奇怪情形。
就拿商业活动兴盛的浙江金华县来说，一年收到的商税不超过七两银子，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原因何在呢？
除了商人们偷税漏税，征税工作不到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官商勾结，官商一体化。
明朝的官员俸禄低廉，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自身的经历，朱元璋仇视贪官污吏，给官员们的俸禄少得可怜，并且加大反腐力度，贪污六十两银子就要被剥皮萱草。
但与此同时，为了笼络官员们，也给了他们许多“优免权”。比如有功名在身的士绅们，可以不当差不纳粮，也可以免收商税。
商人们看中了官员的种种“优免权”，就主动投靠，双方互相利用大发钱财，慢慢的就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
比如一个商人从南方运粮到北方边镇，船在大运河上行走，按例要缴纳不少“关钞”。但这个商人只需花费五两银子雇请一个秀才押船，便可以通行无阻免掉一切税银。
区区一个秀才，便有这样的特权，举人和进士们的神通便可想而知了！
故而长此以往，官商勾结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来大商人们不但与在朝官员暗通款曲，自家也不惜代价培养读书人考取功名，一代代繁殖下来，明末的官员大多数都出自商人家庭，尤其以北方晋商和南方徽商最为典型。
最出名的晋商张、王两大户皆是亦官亦商，王家第二代王崇古在嘉靖年间历任兵部右侍郎等职；而张家第二代张四维担任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张家、王家联姻的同时，还与陕西人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
在这张巨大的关系网中，张、王、马三家几乎垄断了北部边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以至于御史永郜愤怒地吐槽：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
李存明道：“你们这些读书人，一旦朝廷想要征收商税，便会用‘与民争利’的大帽子来压人。朕且来问尔等，为什么以前加征三饷时，你们不反对呢？怎么，大商人们是明朝子民，穷苦的农民就不是朕的子民了吗？”
“当然了，朕也承认以前加征商税存在一些失误，比如万历朝税务司不敢拿大官商开刀，只敢一味逼迫中小商人。这些政策上的过错，自然要改，但不是你们拿来抵制征收商税的挡箭牌！”
“朕奉劝诸位一句，屁股莫要坐歪了！”
一番诛心的话，说得在场的臣子们哑口无言，李邦华更是汗颜羞愧。
定下加征商税的政策后，早朝就此结束。臣子们自去招引流民来宁陵垦荒，又发榜招募壮丁当兵。
却不想过了几天，南京送来两封奏折。一封是史可法与兵部诸位官员联名上书，提出“联清平寇”的方针，建议派遣使者北上与满清讲和联盟。
对于这封奏疏，李存明置之不理。
但第二封奏折，却让他出离愤怒了。这一封奏折言辞激烈，抵制加征商税，几乎在南京各部的官员都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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