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998年，杨式挺、曹子钧、朱非素和李子文四位先生才开始编写的。
这书一直到2014年才出版。
当时，该报告还获得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考古学会大会的金鼎奖。
前世，他读的第一份发掘报告就是这本。
结果，现在才79年，杨先生就告诉他，要开始整理资料编写报告了。
整整提前了快20年的时间啊。
速度这么快吗？
啥原因催促的？
结果，杨式挺先生告诉他，“去年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石峡遗址就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从1972年冬，在石峡梯田里发现陶器、石器和红烧土块。1973年底至1978年底经过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666平方米，清理不同时期墓葬座。发现灰坑、柱洞、灶坑、红烧土、房基等文化遗存，为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特征、年代、分期及与其他有关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典型实物资料。同时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吸收遗留下痕迹。但是这些重大意义，不能光靠我们说，必须要有发掘报告出来，以前是没有条件，现在改放了，这事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说到这，杨先生笑了，“其实这事也怪你，之前你在河宕遗址参与编写资料，让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编写大大加快进度。这样一来，就刺激到石峡遗址工作组了，甚至省博领导觉得河宕遗址这么晚发掘，报告都快要编写出来了，石峡遗址这么重大的遗址，发掘这么多年，报告的进度却比河宕遗址还晚，这不应该。”
“而且，你之前的河宕遗址的表现得到王局长以及省管委会相关领导的一只肯定，因此，领导们也想让我们的发掘成果早点展示出来。”
敢情是自己的乱入，改变了历史走向。
这也是好事。
虽然有领导好大喜功的元素。
但，这真是好事。
一般来说，一个遗址的发掘到发掘报告出来经历的时间周期，大部分都是十年起步。
甚至更久的，几十年没出来也正常。
就算是建国后第一部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白沙宋墓》也从发掘到出版差不多也要6年的时间。
当然编写跟出版不是一回事。
比如后世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从编写完成到出版，中间就间隔了35年。一直到侯先生去世，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出版。
但不管如何，石峡遗址的报告编写工作进度提前这么早，都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杨先生就要带他去认识朱非素先生了。
朱非素先生是北考古大61届毕业生，跟北大李伯谦先生是同班同学，比杨先生晚三届，是省博考古队为数不多的女先生之一。
她跟杨先生跟熟悉，两人既是北大的师兄妹，又是同一个工作队的同事。
因此在石峡遗址发掘过程中，多有合作，甚至，发掘报告两人也有分工合作。
之前苏亦在省博实习，朱先生在石峡工地，这一次，苏亦才有机会拜访对方。
朱先生的经历非常传奇。
1951年底，年仅15岁即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历任护士、卫生员、所在师文工团歌唱演员，在战壕里用她的方式战斗了四年，复原返乡，次年就考入北大考古专业。
根本就没读中学。
在北大读了五年考古专门化本科后，被分配到粤博。
期间，工作经历也非常传奇。
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朱先生一家被下放到英德县一个煤矿，由于以前做过卫生员，她被指派作了赤脚医生。
70年代初，考古事业开始逐渐恢复，省文物管委会启动了石峡遗址的发掘，并以此举办业务干部培训班；
朱先生被从煤矿召回GD省博物馆文物队。
当时，她的工作关系还在煤矿，但她也顾不了那些，毅然决然，背着行李赶到发掘现场。
这也是，她跟石峡遗址结缘之始。
当时的狮子岩周围，还全是农田，每天发掘被暴晒是常态。
再加上是女同志，在基本上以男同志为主的考古工地，不管是每天的洗澡和“方便”，都成为一件极其不方便的事情。
就算如此，朱先生依旧客服重重困难，成为了石峡遗址的领头雁。
对此，杨先生还说，苏亦跟她的经历有点像，都是天才。
苏亦哪敢应下，连忙摇头。
朱先生笑道，“小苏比我优秀了，我因为没上过中学，文史底子不厚，完全就是靠进入北大五年的学习才初窥门径，跟小苏完全不一样。”
苏亦急忙说道，“我是有些占着时代的光，才有幸成为宿白先生的研究生。”
朱先生笑，“我也是幸运的，在朝鲜的时候，米国飞机天天轰炸，我毫发未损；比起那些前线的战士，我非常幸运。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未来还有一天，能有机会跟杨师兄还有苏师弟你俩在这里交谈，何其幸运。”
杨先生笑，“我也幸运，坚持下来，遇上一个好时代。”
苏亦心中感慨不已。
前世，他读书的时候，朱先生已经因病去世了。
很早，2004年，只比俞先生晚一年。
这俩先生，他前世都没有机会见到，现在就这样鲜活的出现在他的面前。
真好。
他也很幸运。
能够跟诸位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
见证他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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