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这是一个朱砂痣跟白月光的故事。
就是那一句，“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后世，大家都用来调侃，你是我的白月光。
知道白月光哪里来的吗？
就是从这部作品来的。
好吧，苏亦坦白。
这书，他看了，而且还看完了，反正又不厚，相比较专着文献，这玩意就是用来放空脑子的。脑子太累，看这书比蹲在地上蹲着看蚂蚁搬家有意思了。
但跟历史系的姑娘，就苏亦不想谈论这些东西，黄莺歌却不放过他。
这姑娘对于中文系怨念很大。
大有阿Q那种，和尚摸得，凭啥我摸不得的架势。
她觉得中文系的女生可以有，为啥我们历史系会没有？
因此，只要苏亦跟黎新叶她们弄出点什么东西来，这姑娘都不乐意。
大有针锋相对的意思。
显然，在文学素养方面，黄莺歌比他深厚多了。
张爱玲这样的大才女，杨绛先生都看不惯，凭啥啊？
该不会有人不知道杨绛先生是谁吧？
还真有人不知道，不过只是少部分。
钱钟书先生都曾经住过中关园呢，不过也住不久，在中关园居住没有几年，钱钟书先生又要搬家了。1959年文研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随之这年5月，钱钟书一家迁居到位于东四头条1号的文研所宿舍。
尽管离开了中关园，但钱钟书先生的故事还是流传下来了。
杨绛先生，大家都不陌生。
前世，杨先生去世以后，让原本不关注她作品的普罗大众开始知道《我们仨》，知道她翻译的《堂吉诃德》。
这俩本书，苏亦都看过，初中的时候，《堂吉诃德》是课外必读，看过了，却看不太懂，却愿意去看，大概初中的时候，是苏亦最愿意花时间去读这些世界名着的时间段了。
高中、大学阶段，反而不喜欢读了。
读研以后，才重拾这部分，每一次翻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年少读书太匆忙，只关注故事，从来不关注故事以外的东西，再次重读，反而更多关注故事以外的事情，没有哪一种好，都挺好。
没有年少时期的阅读积累，读研以后，也就不愿意去重读了。
这书自然很出名。
主人公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勇士，战天战斗战空气，连大风车都不放过，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是一个勇敢的骑士，也像武侠小说追去浪荡江湖的游侠，最终有点灰溜溜的返回老家，类似于雪中的温华温小二，确实是一个感动人心的故事。
1978年，也就是今年，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恰好今年西班牙国王携王后访华，杨绛应邀参加国宴。当时邓公得知她从西语原文翻译了这本书，都极为惊讶。
这一年，杨先生也因为这书，重回大众的眼前。
历史系这边可能对杨绛先生不太熟悉，中文系那边可就不要太熟悉了。
翻译大家傅雷对于杨先生有过极高的评价，当然，他也认为杨氏姊妹的两人的翻译作品受到钱钟书先生的很大影响，还认为钱老对杨氏姊妹的作品太过苛刻。
甚至，后来，西班牙语学者董燕生，在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对杨译屡发攻击，视为杨本为“反面教材”，没事干就老碰瓷杨先生。
1978年，这一年，因为《堂吉诃德》，杨绛先生再度重回大众视野。
而，前世，让大众再度关注杨绛先生的却是她的《我们仨》，这是用很朴素的话语讲述他们一家三口的温情故事。
只是文字太过沉重，一个老人，晚年，相续经历的女儿、丈夫离世的打击，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再悲痛的故事莫过于此。
世人常常感慨，杨先生是民国才女圈的一股清流，可惜没有后代延续。
对于血脉延续这个问题，苏亦也没有做到很阔达的态度。
他骨子里面也有很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观念，总觉得自己离世以后，如果没有人一个惦记着自己，多可悲。
晚年，要没儿孙陪伴，多凄凉。
他无法理解，丁克是一种如何神奇的状态。前世，好不容易认识一个还不错的学妹，想要继续发展，对方说自己未来要丁克，吓得苏亦连忙跑。
前世，苏亦读《我们仨》的时候，这书封底，有一句话让他最为印象深刻，“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这应该一种极为刻骨铭心的思念吧。
苏亦两辈子都还没有这种思念。
前世没有，这世也没有。
这是一种对于他来说，极为陌生的感情，然而，对着杨先生的文章，读着读着，就流泪了。
这也算是一种共情能力吧。
就好像读者余华的《活着》读着读着，就落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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