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没来之前，苏亦曾经对比过，他跟苏秉琦先生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有何异同。
苏秉琦先生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跟俞先生72年以后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讲义，在框架上没啥明显改变但在内容上却有了明显的改变。
比如第一章，依旧是战国、秦两个历史时段。
但内容确实做了一些调整。
光说还看不明白，但对比两本讲义的目录，就比较清楚了。
苏秉琦先生版本，第一章战国、秦：一、文化特征与材料分期；二、铁器的使用和农业；三、手工业；四、商业；五、军事；六、城市和社会生活；七、埋葬；八、文化艺术。
俞先生版本，第一章战国、秦：第一节，冶铁术的发生及其作用；第二节，列国城市的发展，第三节，埋葬制度反应的社会变革；第四节，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和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第五节，商品货币发展的标志——金属铸币的流通。
仅仅对比两个版本的讲义，就可以看出来两位先生的治学风格。甚至可以从这些都可以窥探出一些学术思想的端倪。
了解苏秉琦先生的人，都知道苏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类型学。
类型学方法早已被苏秉琦推演到极致，由分析一种器物（瓦鬲）到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再由中华文化的六大区系类型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辩证法，运用得至臻纯熟，业已达到其顶点。
苏先生最开始研究类型学的着作就是1948年，发表的《瓦鬲的研究》，从瓦鬲研究再对各种文化分区研究，再到后来的区系类型理论再到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的说法，类型学的研究贯穿始终。
苏先生的弟子，张培忠先生后来选取了六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分期，这六个标志分别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
5.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
6.1984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重大课题》讲演。
六个标志时间，将中国考古学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基本上以10-15年为一个发展阶段。这个分化中，苏先生的文章入选三篇，占有一半，个人主观性极强。
凸显出来苏先生在新中国考古学的地位。
也可以从这些时间中，窥视到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类型学。
那么回归到俞先生。
从他版本的讲义，又能够看懂什么东西呢？
能够看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冶铁技术，没啥好说的。
列国城市发展，也属于城市考古的范畴。
然而，回到第三节，这里面的内容就很明显了。
建国以后，国内考古界也开始提倡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何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就是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学。
这个方面，就需要从社会关系入手，因为社会关系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早年间，苏先生就因为研究瓦鬲陶器这些器物学受到冲击，说他研究考古学只搞物研究人。
那么研究人，就要从社会关系开始。
所以早年间，俞先生对考古学的研究也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后来俞先生有一本书《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就是他关于社会形态研究的成果总结。不过这本书在学界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却充分反应俞先生的学术思想。
此外，讲义的第四节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和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尤其是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这部分内容，也突出了俞先生的研究特点。
这都跟他早些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有关。
1954年毕业后，俞先生被分配到考古所，参加了半坡的发掘。还挖了一个月的白鹿原唐墓。夏鼐先生就让他写白鹿原的发掘报告，所以当时在西安唐墓分期方面做了一点工作。1955年报告定稿，1956年发表。
俞先生写白鹿原报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汉长安城的材料，并作实地调査，结果找到了阿房宫遗址。又在沣西发掘了半年，从陕西龙山到东周。
这段时间，对俞先生来说至关重要，田野能力飞速提升。
大家都疑惑，阿房宫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部分就有俞先生功劳。
只不过阿房宫遗址的面积，一直到李毓芳先生当阿房宫考古队领队以后，才确认阿房宫因为战乱没有来得及建完，并没有杜牧《阿房宫赋》描述的：
“它从渭南到咸阳覆盖了三百多里地，宫殿高耸，遮天蔽日。它从骊山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阳。”
更没有被大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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