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那个时候，汪宁生先生也才开始到云南从事民族考古的研究工作没多久。
李仰松先生也是如此。
不过相比较，其他先生，李仰松跟汪宁生两位先生研究方式则不一样。
他俩是北大考古专业出来的。
研究民族考古更多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然后跟民族志做对比，相互验证。
跟汪宁生先生齐名的宋兆麟曾经把他们的研究民族考古学的方式称为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
他还把民族考古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边疆地区民族考古，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民族考古，在我国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队伍很大，人员很多，贡献卓着，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
跟李仰松，汪宁生两位一样，宋兆麟一样都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
非人类学背景出身的他们仨，都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比较民族学，然后从事民族考古学。
甚至早些年，国内还有一个巨大的争论，就是民族考古它是不是一个学科？
有人认为它就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式。
认为民族考古是一门学科的学者，占主流，比如中大的梁钊涛就率先提出民族考古学的概念。
甚至国内第一个民族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就是中大人类学专业招收的。
后来到了八十年，中大人类学招收的研究生，全部都要去从事民族考古研究。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中大会在国内众多高校里面成为民族考古学的扛把子的存在。
跟它们用全校之力去创办民族考古学专业有关系。
所以，这个年代的中大民族考古学还是挺牛逼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跟北大齐名，想要学习民族考古，去中大就对了。
苏亦对于民族考古是有感情的。
他前世读博的时候，就读这个。
因为他留在云大，也只能读这个。
研究生阶段弄着玩似的研究公众考古，并不足够支撑他去读博，因为国内就压根没几个博导招这个方向的博士。
同样，考古学读博留在云大也很困难，除了民族考古，也很难研究其他方向。甚至到了后面只能跟民院的导师混，还严重内卷，除了跟他们历院的拼杀还要跟民院的竞争。
在云南，民族考古的一面旗帜就是汪宁生先生，在云南从事民族考古学的学生根本就绕不开这位先生，而这位先生同样也认为民族考古就是一门学科。
然而，民族考古学真按照一个学科来分类，它的理论着作，代表作品以及相关的学术期刊以及相关学科建设都相对薄弱。
但是，到了后世，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民族考古他是一门分支学科，甚至把它定义为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交叉的边缘学科。
研究边缘学科，就说明它不热门，需要坐冷板凳。
不过李仰松先生的这节课，终究不是民族考古，而是《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讲义是北大考古教研室新编的。
这个新编是真的新，因为是今年十一月份才编写出来的。
78级学生入校的时候，这门课还没有讲义，所以77-78级两个班的学生都是需要来上这门课程的。
这样一来，教室就变得热闹不少。
不过这种热闹是别人的，相比加之下，苏亦这边就安静了不少。
除了喜欢到他旁边蹭座位的北大考古谐星王讯同学之外，他旁边的学生都显得比较安静。
大家跟苏亦熟悉以后，也逐渐了解苏亦的风格，知道他喜欢坐在后排不习惯别人打扰。
尤其是在其他先生上课的时候，他们这位小师兄就更加喜欢安静了。
如果不是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苏亦一般都不会主动站起来。
并不是之前许婉韵调侃的那样，说他喜欢在历史系专业的诸位师长课堂上蹭讲。
那么多门课程，非要说，哪一门课程像他前世的研究方向的话，李松仰先生的这门课程比较像。也是他比较熟悉的一门课程。
这门课程最开始的讲义就是林耀华先生编写的，后面经过李仰松先生不断的完善，成为教研室印发的讲义。
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林耀华先生《原始社会史》，这本书可以说是整个讲义的一个扩充。
因为十年的关系，各行各都受到印象，出版业也是如此，这个年代大部分文科教授的着作都是八十年代以后陆续被出版，不然，就是六十年代。
整个七十年代，除了编着的各种教材之外，个人专着几乎没有机会出版。
所以苏亦想要找相关的专着过来看，也也不容易。
只能跟着讲义走。
跟严文明先生一样，李仰松先生讲授这门课程的时候，也都是从讲义的目录开始。
“咱们这门课程啊，主要分成七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绪论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告诉大家这门课程到底讲了什么东西，第一节讲的是学习科学课的对象，任务和目标。所以，不管什么教材都一样第一章第一节都非常重要，它相当于告诉我们，你学完这门课程以后到底掌握到什么知识，这些东西在第一章里面都有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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