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阳垂头丧气的时候，有人却高兴的眉开眼笑。
1980年没有石油期货，是针对周阳这种没有实力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期货交易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场内和场外。
场内期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解决了标准化的问题。而标准化能大大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降低交易的门槛，使得向周阳这种只有几十万美元的小投资者也能下场参与。
而场外交易就不一样了，你首先要找一个合适的对手盘。以原油期货为例，卖家通常是各大油田，或者大型的石油贸易商。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提供大量原油，随时满足你的提货要求。
你如果是准备看涨原油，那么直接去找油田或者大贸易商协商就行了。只要你能给出一个令他们觉得划算的价格，他们并不介意卖你一份期货合约。
而如果你是看跌未来的原油价格，那操作起来就更麻烦一些。因为你卖出合约的前提条件，是有货源满足交易对手的交割需求。
所以你需要找油田或者大贸易商签一份期权，保证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资格，按市场价向他们买入一批原油拿去交割。之后，你才用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买家，来和你达成期货交易。
签订好期货合约，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履行合约同样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以原油看涨合约为例，油田和大贸易商们，很少会用宝贵的现金来与你平仓，他们更愿意直接向你交割原油。所以你如果想把预期收益，转化为真正的现金利润，就必须再给即将到手的原油，找到真正需要的买家。
如此繁琐的过程，足以打消大部分投资者对场外期货的热情。事实上场外期货的参与者，远没有场内交易那么多。而但凡加入到这个游戏的玩家，基本上都是实力雄厚之辈。
大卫·科曼斯基惬意的靠在自己的大班椅上，两只脚则交叉的架在办公桌上，双手拿着一份新鲜出炉的利润报告，脸上上挂满了得意的笑容。
625万美元！这是他领导下的美林自营部门，在过去这半个月之内，投机石油市场所斩获的全部浮盈。
萨达姆这个暴君，竟然真的准备挑起一场战争。而自己提前进行了布局。这让科曼斯基感到十分兴奋，因为盛宴才刚刚开始而已。
实际上周阳有些高估了美国的能力，美国在1967年因为第三次中东战争而与伊拉克断交之后，对其国内局势变化的跟踪能力就差了许多。
毕竟双方没有了直接的外交沟通渠道后，很难第一时间就弄清楚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这样的情况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同样发生过好多次。比如中苏因为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全面交恶之后，我方高层想要缓和与美国的敌对关系，免得腹背受敌，两线抗压。
于是我们决定找个机会向美方释放和解的信号，来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
因此在1970年的国庆当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安排站在*****的身边。
结果媚眼却抛给了瞎子看，美国人根本没Get到中国高层隐晦的示好。
好在后来美国乒乓球队有个迷糊蛋，莫名其妙就跑到了中国队的车上来，这才完成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中美建交。
1980年的美国，虽然一直在努力拉拢伊拉克，但其对萨达姆的想法，并不能判断的那么准确。
实际上早在四月份，《华尔街日报》就刊文做出了伊拉克入侵伊朗的猜想，只不过没引起太大的反响。
伊拉克和伊朗在边境爆发摩擦，肯定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事情，并积极的推波助澜。
但要说是美国对萨达姆的决断施加了几分影响力，那还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科曼斯基一开始也没特别关心中东地区的局势，直到他看了中川直树提交的报告，才对伊拉克和伊朗之间，从去年开始的持续边境摩擦产生了兴趣。
而中川直树那份报告的主要思想，自然是来自于周阳的灌输。按照周阳对他进行洗脑时的观点，作为一名分析师和研究员，不要怕自己抛出的观点是不是太过惊悚，而更应该担忧自己的观点能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要知道连那些预言世界末日的Xie教，都有大批蠢货相信。预言一场战争与之相比，只是小儿科罢了。
而就算预言出错了，对像中川直树这样的低级别研究员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大不了是被周围的同事取笑几天而已。
毕竟他们每天提交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分析报告，有90%以上都是垃圾，再多出错一次也无所谓。
而一旦真的被中川直树猜中了，那你就是整个美林银行里最靓的仔，连公司CEO都有可能会记住你的名字。
中川直树仔细想了一下，确实是这个道理。既然试错成本很低，为什么不去搏一把呢？
更何况周阳之前已经成功预言过了一次，中川直树也正是凭借对九龙仓和香港股市的分析，才第一次获得了被大Boss招进办公室汇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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