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韩信因为刘邦给过他象一顿饭那样小的恩惠，他便放弃了三分天下，自立一方为王的大业，直到坚锐的刀剑刺向他的咽喉时，他才开始悔恨慨叹。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正是机遇错过和谋划失误所导致的。当今，皇上的势力要比刘邦和项羽弱小得多，将军你的权力要比淮阴昏韩信强大得多，你只要一发布命令足可以使得风起云涌，你怒吼一声足可以使得雷鸣电闪。将军你一旦盛怒奋发而起事，趁着衰微的局势来攻击将要崩塌的朝廷，推崇自己的恩德来安抚那些先来归附你的诸侯，奋发武力来管制那些新近臣服你的诸候。招集冀州地方的士人，发动全国上下的民众；先发布羽书檄文，后开发大军人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漳河，在孟津给战马饮水。诛杀掉有罪的宦官，为人们清除多年的积怨和不满。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切，那么既使是小孩子也可以使得他们挥舞拳头，奋发为你出力。既使是女子也可以使得她们提起衣角为你效命，更何况是激厉熊黑一样英勇的士卒，指使疾风一样的士人呢？当功业成就，普天下都顺服你的时侯，你便可以请示上方的天帝，以天命告示天下人，这样就统一了全国，可以面南行使皇帝的权力了。在这新王朝将兴起的时候迁移传国的神器，在旧的汉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候推翻它，这实在是天赐良机，奋发起事的大好时机啊。况且汉朝已经象朽木一样不可雕琢了，衰落颓败的王朝是难以辅佐的。假如想辅佐难以扶助的王朝，雕琢腐朽的木头，这就如同逆着斜坡滚动圆丸、迎着水流划动船桨一样困难，谈何容易啊？况且当今朝廷中宦官小人结为朋党，坏人狼狈为好，皇上的命令得不到推行，他的权力都被亲幸的小人掌握，因此想在昏庸无能的君主下面长久地做官是不可能的，创建了无法赏赐的功绩只能遭致别人的谗言与冷眼，如果不及早地谋划起事，那么你后悔都会来不及的。”皇甫嵩恐惧他说：
“不合常规的谋划不在寻常的形势下使用。创建宏图大业，难道是庸才所能达到的吗？黄中军那样小小的孽党，是不能与秦王朝、楚项羽相提并论的。
暂时聚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很容易散乱，所以我们只能辅佐朝廷，复其大业。
况且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天子，上天也不会扶助反叛者的，假如虚心妄想建立不可能实现的功业，那么早晚将会招致大祸。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哪如尽心竭力地效忠现在的朝廷，保持臣子的节操，即使说会招来许多谗言，最多也不过是被贬滴流放或罢官免职，这样还能保留一个美名，死了也会永垂不朽。所以，违备常规的言语我不敢听。”
[明见的人与愚昧的人相互间不能协调共事，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智慧的谋士不给勇悍的将军出谋划策，勇将不会替胆小的将官卖命，自古以来也是这样的。所以《左传》中说：“效忠是一种美德。”对于不值得效忠的君主来说是不必要忠于他的，况且臣子没有那种美德，又如何忠于他呢？。《军势》中说：使用忠义之士不是靠钱财可以行得通的。所以忠义之人不会替不仁义的主人卖命，聪明的人也不会替愚蠢的主人出谋划策。因此伊尹离开夏桀归附商汤，不能算是违备道德；飞廉死心效命于纣王，为纣王而死，不能算是贤良。汉未时运昏暗，大道丧失，九州之内生灵涂炭，而皇甫嵩尽忠效命于濒临危亡的朝廷，象糊涂的宠臣一样贪图安逸享乐。他的愚忠不足以救济天下，即使为汉朝而死亡也不可能成就忠义的美名。况且阎忠做为一个智者，一定要那样做吗？他又何必一定要用那套理论来劝说皇甫嵩呢？阎忠知道他的言话不能被皇甫嵩采纳，于是流亡而去。
[董卓独揽朝政的大权，征召皇甫嵩。梁衍劝说皇甫嵩，想让他讨伐董卓。
还有一件事是陶谦等人共同推举朱寓做太师，以使他不受。李惟曾经征召皇甫嵩、朱寓两个人，他们两人都没有听从。范晔评论说：“皇甫嵩、朱寓都凭着上将的才略，在国家遭难的时候，仓淬受命统军，这时正逢软弱的君主失位逃亡在外，蒙受风尘，强悍的贼人亡命作乱，这正是叶公挥袖而起平定白公之乱的时机，是翟义[西汉未年人，曾举兵讨伐王莽，兵败被杀]誓师讨伐王莽的日子。所以梁衍为皇甫嵩献策，崤山以东的诸昏共同合谋推举朱隽为太师。皇甫嵩、朱隽舍弃受命于天、称王称霸的大好业绩，却去遵守匹夫之人的小信用，他们最终在危险当中落得很狼狈，从而被智士所取笑，这难道是上无故意要延长汉未的战乱吗？他们不具有从始至终的智慧和勇气，确实是这样啊！我认为，春秋、时楚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叛乱杀死了大夫子西，劫持了楚惠王。叶公听说白公做乱，率领国内人民攻打白公，白公失败后逃跑自杀身亡。]
【经文】
王莽时，寇盗群发，莽遣将军廉丹伐山东。丹辟冯衍为掾，原俱至定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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