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他虽然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打败了它们。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时刻起就感受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令军队离开最短的及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是正确的。
（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够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可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倘若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敌国的人民如果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了狭长的三角形。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进攻者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够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绝对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敌人自己如果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者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很明显，这已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的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于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能冒这种危险吗？战区它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不成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举出来，可是我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也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很明显除了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更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可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可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转了回来。维特根施坦假如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也许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1805年拿破仑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都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与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与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有很多，可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譬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极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着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发动进攻。
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如果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就必须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出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谨慎小心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也许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这个原则虽然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全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照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得以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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