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的战争计划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就比较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会再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倘若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如有些国家机构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在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加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军事尽管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最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国家机构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不过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倘若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于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会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了。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一样，政治也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了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十分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成为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是可以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这三个人尽管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倘若没有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可是，只有当内阁即国家机构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很可能的。
1809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十分行之有效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国家机构才会执行恐怖政策。
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在欧洲，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还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因此，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仿佛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发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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