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胜利者能够彻夜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用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追击，也能明显地扩大胜利的效果。滑铁卢会战和勒登会战就是例证。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战术活动，我们之所以会谈到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是不同于别的效果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它是不受今后情况和计划的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虽然也许大大减小胜利者主力获得的胜利的积极成果，但是却不会妨碍利用胜利进行这种初步追击。即使我们能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少见的，以致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小的。局限性很大的战争中，如同其他很多活动一样追击，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习惯上的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胜利的荣誉，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真正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人军队从来就不是主要的手段，不过是战争的很多手段中的一个手段而已，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一旦敌人把剑垂下，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插进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分晓，战斗就可以停止，这是最自然的事情了；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作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然而它却能产生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力量都已耗光，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假如一个统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估计这支军队不久将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是经常会遇到的），那么他自然要十分珍惜这个夺取胜利的工具。然而，很明显，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追击时自己兵力遭受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之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主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象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腓特烈大帝这样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胜负决定以后立刻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大多是占领了战场之后就满足了。到了现代，由于导致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更为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于是，追击成了胜利者的主要事情，战利品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假如在现代会战中还能看到不进行追击的情况，那只是例外，常常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例如在包岑会战和格尔申会战中，联军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失败。在格罗斯贝伦和登纳维次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不愿意而没有追击。而在郎城会战中，是因为年老的布留赫尔身体有恙，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谈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能完事，同时我们还认为这种情况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的形势所束缚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有些法国军事着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例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塞居尔）严厉地责备拿破仑，责备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要不然就能够使俄军失利的会战变成彻底的失败。在这里详尽地说明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将会离题太远，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统率的准备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军队共有三十万人，而到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却仅剩下十二万人了。他可能担虑这些兵力不够向莫斯科进军，而看来莫斯科是决定一切问题的焦点。在取得这次胜利后，因为看起来俄国人决不可能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他确信可以占领这个首都，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假如能把俄军打垮，缔结和约的把握当然更大，但无论如何到达莫斯科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到达莫斯科，就能依靠这支军队控制首都，从而进一步控制整个俄国及其国家机构。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假如在博罗迪诺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干净，那就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做得很正确。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不能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子。这里涉及的不纯粹是追击的问题。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决定，但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战场，并且不打算放弃它。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攻击时进行顽强的抵抗，虽然这种抵抗肯定会遭到彻底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包岑会战一类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但包岑会战中的失败者愿意早点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仅只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胜利是否已定，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够获取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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