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镒（yì）、铢（zhū）：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说为二十两），一两为二十四铢。镒比铢重五百多倍。这里用来比喻两军实力的悬殊。
（15）胜者之战民也：胜利者指挥士卒打仗。胜者，胜利者。民，作“人”解，这里指士卒。《势篇》中有：“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这里的“战人”与“战民”同一意义。汉简《孙子兵法》作：“称胜者战民也。”
【翻译】
孙子说：古代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先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然后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做到不可战胜，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掌握主动权；敌人能否被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做到不可被敌人战胜，而不能做到使敌人一定被我所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却不能强求。
有了不可战胜的条件，就可以守；敌方出现了可胜之隙，就可以攻。之所以实行防守，是因为实力不足，取胜的条件不够充分；之所以采取进攻，是因为实力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善于防守的，如同深藏于地底，敌人无迹可寻；善于进攻的，能高度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犹如神兵天降，让敌人防不胜防。所以，善防善攻的军队，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战胜敌人。
可预见胜利却没有超出常人的见识，就算不上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交战后取胜，即使天下人都称赞，也算不上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好比能举起秋毫之重算不上力气大，能看见太阳、月亮算不上眼睛明亮，能听见雷霆的声音算不上耳朵灵敏一样。古代所说的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只是战胜了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因此，这些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他们打了胜仗，没有令人惊奇之处，也没有料敌制胜的名声和勇武威猛的功劳。这是因为他们的胜利是必然的，是绝对不会有差错的。之所以不会有差错，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制胜措施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战胜的是那些早已处于失败境地的敌人。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绝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击败敌人的机会。因此，胜利之师总是先创造出必胜的条件，然后才寻找机会与敌人交战；失败之师往往总是先贸然与敌人交战，然后期求从苦战中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能够修明政治，遵循法度，所以才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
兵法中，用来衡量胜负的因素，一是“度”，即土地幅员；二是“量”，即军赋物资；三是“数”，即部队兵员的战斗实力；四是“称”，即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五是“胜”，即得出胜负的判断。敌我双方所处地域的广狭，决定着土地幅员大小；敌我土地幅员的大小，决定着双方军赋物资的贫富；军赋物资的不同，决定着双方军队和兵员多寡；敌我军队和兵员的不同，决定着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敌我军事实力的不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胜利的军队对于失败的军队，就像用镒与铢相比较，占有绝对优势；而失败的军队对于胜利的军队，就像用铢与镒相比较，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实力对比上取得优势的一方，指挥士兵作战，就像决开千仞之高的山涧积水一样，势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形”。
【按语】
本篇的军形与下篇的兵势两者密切相关，但又有明显区别。
本篇主要论述依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提出了首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胜的作战指导原则。本篇所说的形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军队物资多少、兵力众寡、战力强弱等客观的作战条件，这是可量化的东西；二是指在敌我双方的对比中生成的一种战略态势，是各种客观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实例解读】
邯郸之战
公元前262年，韩国遭到了秦国的进攻，秦国攻占了韩国的陉、高平、少曲、野王等地。韩王非常恐惧，表示愿献出上党郡求和。但上党郡太守冯亭不愿献地入秦，他为了转移矛盾，将上党郡转献给了赵国。赵王贪利受地，这一举动引起了秦国的不满，于是秦国出兵攻赵。
公元前260年，秦、赵在长平决战，秦将白起针对赵括只知纸上谈兵、鲁莽轻敌的特点，制定了后退诱敌、包围歼灭的作战方针，全歼赵军40余万人。白起取得胜利后，还想一鼓作气，灭掉赵国。他将秦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攻占邯郸以西的要点武安等地，一部分北上夺取太原郡，白起亲自率领一部分兵力留驻上党郡，准备进攻邯郸。
秦军的进攻势头，引起了赵国及周围诸侯国的恐惧。赵国为了免于灭亡，与韩国合谋，派苏代携带重宝赴秦游说秦相范雎。苏代从范雎的个人利益及秦国的得失两方面来动摇其灭赵的决心，同时提出割地求和。范雎为苏代的分析所打动，便向秦王建议准许赵割地议和。秦王考虑长平之战相持三年，秦军虽然战胜，但士卒死者过半，国虚民饥。于是同意韩国割坦雍，赵国割6城给秦国，达成和议。秦王于公元前（25）9年正月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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