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上奔跑的三人终于被发现，一阵阵急促的口哨声响起，街上的人赶紧躲在两边，兴趣盎然地看着金吾卫策马驰骋，不知道哪个狗胆包天的家伙竟敢在长安城捣乱。金吾卫的将士心里也是特别兴奋，终于有人敢出头了，他们有点像纽约市的米国警察，最爱的是高速公路上的警匪追逐。按照《唐律疏议》：“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有的严重的还会被发送边疆充军。
唐长安城负责治安的机构主要包括京兆府、长安县与万年县、左右金吾卫、御史台等，部门虽多，但职能各异，分工不同。其中京兆府为长安最高行政机构，以尹、少尹为正副长官，负责整个京畿地区行政管理与社会治安。由于京师人员构成复杂——王孙公主、权贵豪强、宦官禁军、恶少宿奸，所谓“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所以自古以来号为难治。
长安与万年县均为京县，县署就设在城内，两县以朱雀大街为界，东为万年，西为长安所管，分别负责各自管区的行政与治安事务，具体负责社会治安的官员是县尉，京县设置6名，史书往往将其称之为捕盗吏。
左右金吾，相当于京都警备司令部，置有大将军、将军等职，其职能是：“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具体执行巡警任务的是其下属的中郎将府，“中郎将掌领府属，以督京城内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后又专门设置了左、右街使之职，仍隶属于金吾卫，或以金吾将军充任，或以他官充任，掌“分察六街徼巡”。
长安的坊角、城门设置了武候铺，相当于派出所，各辖有数量不等的军士，分别是大城门百人，小城门20人，大铺30人，小铺5人。夜间实行宵禁时，街使率领骑士沿街巡行，并且有武士暗探分布各处。一旦发生治安事件，则由武候铺负责抓捕，大事则由街使负责上奏。
长安城内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同样也比较复杂，其程度大大地超过了唐代其他城市。
首先是官僚贵族子弟及其奴仆，这是最难整治的群体。比如鄎国公主的儿子薛谂及其党徒李谈、崔洽、石如山等，公然抢夺他人财物，动辄杀人。唐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其诸子游手好闲，聚敛钱财，争蓄妓妾，收罗了一大帮轻浮闲散人员，为非作歹，被京师之人称为“牟贼”。类似这样的情况在长安大量存在，此类人员追逐时尚，斗鸡、炫富、掠财、宿娼、寻仇，往往结伴滋事。其中不少人因父祖余荫，还有卫官身份，因此他们是相关部门最为头痛、最难整治的一个群体。
其次，胡族商人与外国使者也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人群。一般来说，这两类人员还是比较守法的，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安史之乱后，由于回纥曾出兵协助唐军平叛，自恃有功，在长安横行霸道，甚至公然杀人。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胡族商人由于资本雄厚，不少禁军将领向其借贷以贿赂宦官，求取节帅之职，遂使得他们又与军队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有恃无恐。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流动人员，如进城务工的农民，流浪的艺人，退伍或退职的军人及其家属，乞丐群体，职业化的妓女，从事服务业的各类人员，辞退的胥吏、杂任、杂职掌等人员，进京告状的外地人员等。这些人当生活无着落时，也会危害坊市，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长安城维护治安的难度很大，其中最难整治的是前三类人员，因为他们都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有着强大的保护伞，仅仅依靠相关部门是不行的，往往需要皇帝下决心整治。
唐志听到金吾卫的哨声，心里一凉，这帮家伙可不好惹，逮着你不分青红皂白先一顿杀威棒，不过总比躲在暗处想刺杀你的敌人强。前面这个家伙弩弓玩得这么溜，这可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掌握的，而且轻功了得，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比唐志施展的燕子掠水的轻功也慢不了多少。这是大家族专门训练出来搞暗杀的，能达到这个水平的极少，需要极高的天赋，一千人还不一定能出一人，一定要把他废了！
黑衣人没想到后面的人竟然缀着不放，怎么也甩不掉，一个人目标很小，找着地方就可以隐藏起来，两个人目标就大了，惊动金吾卫围追堵截。这么高强度的奔跑持久不了，黑衣人一转身朝西跑去。
不好，前面就是永安渠，这家伙要躲进水里，唐志心里一急，速度又快了几分。
唐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北临渭水，南依秦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发源于秦岭山脉北坡的众多河流，顺应地势、浩浩荡荡从关中平原穿过，一直汇入北面的渭水，而隋唐长安城就位于这些河流冲积的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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