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先生说：“老大先来，梦到肥猪拱圈。虽然你们没有做过这个梦，但是编的梦跟做的梦一样，言语一动，其机立现。猪拱圈，无非是饿了，所以我推断会有人来请你吃饭，把你喂饱了算。老二也说猪拱圈，无非是吃饱了还冷，因此我推断会有人给你送衣服。老三来了，又说猪拱圈，你说你吃饱了，穿暖了，还没事拱圈，不是找打是什么呀?”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与时俱进，不是一般的智慧。我们都学过“刻舟求剑”的寓言，小学就会了，但是在现实中又是另外一回事。
唐志除了看这些杂书，还自学过企业管理，还有MBA教程，也曾经想混个销售主管干干，后来发现不行，连那些科班出生的研究生都和自己一样在跑业务。
古代的这些安邦定国的知识只有在混网站的时候和别人吹牛打屁的时候用上。还真别说，网上真有几个高人，唐志在一个非常偏门的社区“三十六天罡”混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面的大佬不少，各自以天罡星命名，老大是天魁星。因为唐志是编外人员，一听就是没有文化的菜鸟，所以他没有弄到一个星座。
这些人对于古代的历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野心勃勃之辈。唐志常想，还好现在是太平盛世，如果是乱世，这些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混世魔王。因为沉迷其中，唐志渐渐忘却了失恋的伤痛。3年之后，他也混到一个星座——天平星，这说明他的学问得到大家的认可。
中国古典文献对于商业描述很少，这也造成震旦的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学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轻赋税、薄徭役，勤俭节约，好像不会别的。而且震旦的古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社会的财富是一定的，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公平地分配财富，不存在做大蛋糕的问题。
太祖就承认自己不懂经济学，有人说太祖不摸钱，这可能是真的。经济学就是关于财富积攒的学问，财富集中体现在钱币上，不爱钱就不能理解经济学，这是一定的。
经济学家就是在钱眼里翻筋斗，当然也有一些大英雄，不为方孔先生所困，比如马爸爸，“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不感兴趣。”像唐志这样的穷屌丝也只能无语望青天——这丫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正因为如此，唐志准备给大唐的文化注入商业的基因，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就是最好的工具。这本书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锐的。他像后来的马科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唐志把《国富论》拿出来主要是针对震旦儒家的一些保守观念。因为震旦的科技发展极其缓慢，所以大家都形成一个观念：社会的财富是固定的，你多拿一份，别人就会少一分。以此推断出重农轻商的政策，因为只有农民才会创造财富，而商人则是蛀虫一般寄生在社会中。
《国富论》悄悄相反，提倡重商主义，指出社会财富是可以增加的，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
有了分工，就会涉及交换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通过平等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才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于是商人的地位从中凸显出来。
为了让大唐朝野这帮老古董惊诧，唐志和康有义密谋，虚构出一个大西洋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英格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把18世纪西欧大陆的历史放在亚特兰蒂斯大陆身上。他们已经造出坚船利炮，现在正在大航海大混战。因为英格兰大陆和欧洲大陆有一段强暴风带，所以两个大陆之间信息隔断，只是偶尔有被风暴吹到欧洲海岸的商船被人发现，传来了一些亚特兰蒂斯的一些零星消息。这本《国富论》就是这样来的，以后唐志想出版的任何科技书籍都可以安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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