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粮参政，在大明就是省一级官员布政司布政使下的参政，设有左右参政两名，类似于孙传庭和张方平的从属关系，属于从三品官员。
在崇祯元年之时，洪承畴连蓄奴都是违制的官员，在正旦贺岁的时候，给万岁贺岁的资格都没有的京外官员。
而洪承畴的上书，其实因为山西巡抚杨鹤被卢象升代替，而卢象升还在路上，杨鹤属于典型的大明官吏的代表，在已经确认自己要回京之后，对于地方事务，都开始漠不关心。
上下级之间政令不协调，才会有这本奏疏进了京。
其实洪承畴这本奏疏，若是杨鹤未来再次得了势，并且知道了这本奏疏的存在，是要去寻洪承畴的麻烦，这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有很大的越级上报的嫌疑。
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报上去，否则就是冲撞上官，这是要磕头的！
这就是现在大明官场的一条潜移默化的规则。
洪承畴之所以敢冒着大不韪上书，朱由检自然要把保护做出来。
但凡是没有经过朱批的奏疏，都不会在文渊阁和司礼监留下备份。
即使杨鹤未来再得了势，除非皇帝告诉杨鹤洪承畴参了他一本，否则杨鹤是万万不可能知晓的。
每天文渊阁的奏疏高达上千本，谁会留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度量参政的奏疏呢？
但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督粮参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风雨飘摇的大明朝的支柱之一。
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的民乱，洪承畴都是孙传庭、卢象升、祖宽这批平定民乱将领的背后支柱。
若非是洪承畴，大明末年的知名农民起义军领袖，绝对不止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寥寥数人，绝对是百花齐放的模样。
洪承畴对内剿匪的策略，是改变过去大明的剿匪总纲。
在洪承畴主持剿匪大计之前，大明的剿匪以“边剿边抚”为主，名为安抚，实为诱降，在农民军投降之后，对民乱之人，展开屠掠，极大的加速了大明朝廷和农民军的矛盾冲突的强度。
而农民军在反复被屠掠之后，开始了诈降，在兵力不济的情况下就投降，然后稍微养精蓄锐一下，捎走一批粮草，找个山头，又是好汉。
这种越剿越旺的起义，终于被京城知晓，杨鹤的三边总督被撤职入狱。
而洪承畴从不显眼的督粮参政，两年三级，直接升为三边总督之后，洪承畴开始了他的“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方略，开始以安抚地方为主，这一举措行之有效，也是崇祯九年之时，闯王高迎祥被活捉送往京师，崇祯十二年，李自成被打的只剩下十八骑的主要原因。
而在高迎祥被押解至京城时，三边总督洪承畴力谏上书，说杀了高迎祥不如随便安排一个官职，安抚天下起义军，大明的朝廷和百姓不应该是如此模样。
在这本奏疏中，洪承畴犯了忌讳，他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将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做了对比，高迎祥被斩首之后，洪承畴哀叹大明药丸。
而崇祯九年，年轻的大明天子崇祯皇帝认为杀掉了高迎祥，大明天下国事安泰，就开始着手跟建奴决战的松锦之战之事。
以为可以崇祯大明的崇祯皇帝，万万没想到，倒下了一个高迎祥，却又来了两个他解决不掉的李自成和张献忠。
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主持了松锦之战。
而在洪承畴全力备战之际，大明朝廷的言官们，以洪承畴统辖太广、难以兼顾，建议让陕西总督卢象升总领河北，河南、山陕、川湖军务，管理关外明军，而洪承畴专管关内兵。
这一个提议遭到了卢象升和洪承畴两人的坚决反对。
卢象升认为，自己应该专门应对国内民乱，在卢象升和洪承畴看来，崇祯九年的大明，并没有扑灭农民起义军的怒火，反而在平静的水面之下，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而朝中言官以为，高迎祥已经伏诛，大明的民乱已经平定，卢象升和洪承畴的申辩为诡辩，由挟兵持重之嫌疑。
这一句挟兵持重，可是说到了崇祯皇帝的心坎里，对于越来越强大的洪承畴和卢象升，崇祯皇帝内心的猜忌之心，也越来越重，洪承畴和卢象升再次申辩无果，服从了调令。
而此时的皇太极再次入关，破昌平等十六城，朱由检调卢象升从陕西勤王，中原兵力锐减，张献忠、李自成成绩复起，再配合未能剿灭的罗汝才，大明民乱再次如同野火燎原一般蔓延开来。
大明在剿匪和安抚之间左右横跳，在平复民乱安内和与建奴决战攘外之间反复横跳，这种左右横跳的行为，也让洪承畴和卢象升疲于奔命，一会我要打建奴，一会我又要打起义军，来回奔波，战略不但的转换。
洪承畴在崇祯十五年，被秦军围困在围不过十余里的松山城半年之久，城中粮草殆尽之时，松山参将夏承德叩请约降，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总兵曹变蛟力战不敌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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