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玄德公与法正共结绸缪，定下了若干方略，但要落到实处，终究还得益州牧刘璋本人认可才行。于是法正在三月中旬启辰返回成都，玄德公遣使随行致意，并准备了历次战争中缴获的曹军武备、旗帜作为礼物，籍以向刘季玉展现出荆州与北方大敌势不两立的决心。
法正抵达成都以后，与张松一搭一档，在刘季玉面前极力陈说。讲什么曹公贪婪，又得张鲁为之爪牙，随时将有提兵入蜀的可能，益州恐有不忍言说之危；又讲什么玄德公与使君同为汉朝肺腑，可与交通，其又兵力强盛，引之为援，足以震慑张鲁、曹操。
同时，他又拿着玄德公所赐的金帛财物，多方游说刘季玉的身边幸进之臣，极力扩张自己在刘季玉眼中的分量。
一时间，成都城里群情汹汹，都道：玄德公是益州人民的好朋友，只有玄德公，才能救益州。
此时益州也已经听说了张鲁降曹，并将接纳夏侯渊、徐晃二将入汉中的消息。这使得刘璋极其惊恐，趋向于认同法正的建议。
但刘璋只是性子绵软，较易受人影响，他毕竟不是傻子。此前数年里，他对曹丞相一向恭顺，并得到许昌朝廷所赐振威将军的称号，借以稳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如今忽然要他改弦更张，邀请玄德公入蜀支援，这不是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
刘璋为此又咨询了其他的部下。
他父子二人治理益州二十余年，身边毕竟也有一批较有头脑的部属，有那么几个值得信赖的参谋。
比如益州主簿黄权就劝阻说：“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
得到刘璋极度礼遇的荆州名士刘巴，也竭力反对此举。刘巴本来就倾向于曹公，此前曹公下荆州的时候，刘巴曾任丞相掾属，为曹公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来曹军赤壁大败，刘巴才滞留荆南。
他又拒绝了玄德公和孔明的多次招揽，先走交趾，再入益州，打算经过汉中回到中原，因为刘璋厚待，这才在成都稍作停留。
他对刘璋说：“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
这一来，刘璋便陷入到了难以决断的境地。他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整日整日地沉思，有时候害怕张鲁借着曹军的威力南下蜀中，报复当年的杀母之仇，要自己的脑袋；有时候又害怕玄德公心怀不轨，意图谋取益州得大好江山……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满意，但又兼顾各方意见的决定：
既然玄德公有意帮助益州抵御曹军，那便请尽快发兵。兵力无须甚多，两千足矣。
而这支兵力所摆放的位置，既不在成都周边的腹心之地，也不在成都北方连通汉中的要隘，而是在江州以北的巴西郡，负责协助巴西太守庞羲，扼守米仓道。
只要米仓道的安全能够保证，刘季玉另外调动人马扼守金牛道，就足够迫退汉中曹军，益州稳如磐石。
这个消息传回公安，未免使得玄德公有些错愕。
如果只用这么点规模的兵力入蜀，目的地又是巴郡的话……刘季玉真把荆州军当作看家守户之犬了？
此时法正又发来急件，请玄德公务必满足刘季玉的要求。惟有如此，法正才有后继操作的余地，才能继续影响刘季玉，将局势推向荆州所需的方向。
既如此，那便只能遣人一行。对益州的工作进行到这种地步，已然为山九仞，绝不能功亏一篑。
但此前准备好的刘封、黄忠、魏延所部，是预定要直入成都，控制中枢的精锐部队，不能够作为第一波入蜀的偏师使用；其余各将的兵马，都有应对曹军、吴军的任务，一时难以调动。
玄德公立刻做出了决定，由宜都太守雷远负责组织精干兵力，先期入蜀，前往巴西郡。
雷远得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也是愕然。
到了雷远这个地位，在下一步的军事动向上，与玄德公是可以有些默契的。
在入蜀的过程中，雷远及其下属诸将，主要任务只是维持峡江通道的安全，不会轻易承担作战职责，这便是两人的默契。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一者，雷远本身凭借公安城下的大功，已经升到了几乎等同于关、张二将的武将序列最前。接下去如果短时间内再立新功，玄德公很难拿出适合的赏赐来。而如果非要赏赐，又可能动摇军队内部原已稳固的权力结构。
二者，雷远所部并非玄德公所部勒的荆州军，而是庐江雷氏自身的部曲。在此前的作战中，无论兵力、甲械、马匹、粮秣都有极大的损失，有些损失不是短期内能弥补的。出于对宗族上下的体恤，怎么地也该留出数年时间，容许庐江雷氏稍稍恢复元气才是。
何况，雷远在荆州军府中的身份，并非只是持刀蹈阵的武人。不少人都觉得，他在疆场上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兄遗留的部曲精锐，他本人更像是擅长治理地方的文吏，此前为乐乡长便颇有治绩，如今担任宜都太守，也能使百姓安堵，两州间的商旅安然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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