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税’，谢卿家于文书中写的很是详细，无需多说，朕想知道的是，卿家大幅度提高税率，就不担心商贾们离开吗？”李治问道。
谢岩道：“回陛下话，臣很担心，但是商贾们更加担心的是，他们拥有的钱财，能否得到朝廷的认可。”
李治仔细回味了一下谢岩的话，不解地问道：“朝廷认可？是为何意啊？”
谢岩道：“商贾不直接从事生产，仅仅依靠将一些东西贩运到其他地方，从而获利，从表面来看，似乎有不劳而获之嫌，然事实上却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很多，获利虽厚，却也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然这些都还在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真正令商贾担心的却是，他们的获利当中，交给朝廷的极少，那么以之相对应的是，朝廷并不承认和保护他们的财产，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一处官府，只要愿意，随意弄个罪名就可以剥夺他们的全部家产，为此，商贾们不得不依附于他人，以寻求保护，故，只要朝廷认可他们合法的获利，大幅度提高税率，并非商贾们不可接受之事。”
对于商贾行“投献”之举，李治多少还是知道些的，只不过他弄不清楚“税赋”本身的含义和作用。
古代的税，有正税、杂税之分，所谓正税，即农业税，也就是田赋。（顺便说一句，“税”字本义是征收谷物，是禾字旁，“赋”字本义是征收货币，所以是贝字旁）。
一般而言，正税在各个朝代都不太重，因为传说中的圣君明主都是要轻徭薄赋的，有这样的道德榜样在前，既是再混蛋的皇帝也不愿意落一个横征暴敛的名声，所以门面功夫他们还是要装的，那么，给皇帝“捞钱”的重任就落在了“杂税”之上，加上还有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员的发明的“捐”，于是乎，“苛捐杂税”就诞生了。
“商税”属于“杂税”一种，本质上也是给朝廷增加收入的手段，但是，由于古代商人没有地位，加上缺少有效的统计方法和手段，所以基本上就是朝廷定一个大概的税率，具体怎么收，几乎全由地方官府说了算，由此出现了“投献”之风，商贾依附在权贵门下，以此获得保护，同时少交“商税”。
至于说“税赋”的实质意义，那也是后世才有一个明确说法，而且还是各国各样，说法不同，在此就用不着多谈了，总之一句话，皇帝李治他不懂！
不过，听完谢岩一番话后，李治多多少少还是从中间听出些内容，最起码他想通了一件事，那便是与其让商人们“投献”，不如让他们当成“商税”交给朝廷，朝廷有了钱，那不就等于自己有钱了嘛，至于说认可商贾们的财产，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谢卿家认为，当如何承认商贾合法获利呢？”李治问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好在谢岩早有准备，道：“若陛下应允乡里试行，臣将发布政令，告知商贾‘无圣旨、不抄家’。”
古人的财产，除了田地、房屋就只有家里的钱财了，所以，“抄家”一直都是古代地方官府和某些官员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哪怕是皇帝下圣旨“抄家”，同样有人从中牟利，谢岩提出的简单方法，就是在保留皇权的同时，遏制地方官府的权力，当然，只是在“卫岗乡”试行。
“原来如此。”李治轻轻念了一句，然后道：“卿家缘何执意要推行‘新商税’？‘卫岗乡’虽小，却也是大唐国土，据朕所知，那里称得上百业俱兴，堪称我朝治理典范。”话中之意非常明确，既然什么都很好了，何必还要折腾呢？
谢岩道：“启禀陛下，乡里虽不错，却仍有三大隐忧，其一是人口问题，关中和‘洛阳’附近州县的无地农人，来乡里的日渐增多，他们的吃、用、住等方面不得不考虑，唯一解决之道是将他们纳入作坊当中做工，如此他们可以获得酬劳，一来养活自己，二来可以资助家里；其二，作坊的产量问题，以冶铁作坊而言，近七成的产量提供给了朝廷，导致新式农具和民生上的使用非常少，结果是新式农具不仅昂贵，且很是稀少，制约了农人提高田地产出的可能性，所以扩大作坊势在必行，否则，再好的东西，没人用啊；其三，‘皇家学堂’毕业的学生问题，他们需要有合适的地方和机会验证和施展所学，一个不断进取和变化中的‘卫岗乡’，理当是最好之地，微臣相信，经过实际练习过的学生，他日更有可能成为陛下的好臣子。”
李治登基已经六年了，当然听得出来谢岩话外意思，那些满口“圣贤之言”的进士们，真要让他们治理一个地方，根本也是做不好的，相比较而言，学堂的学生们，经过实际验证过的学生们，极有可能更适合。只是朝廷的“人事问题”太过敏感，暂时还不想去触碰罢了。
李治心里承认谢岩说得很有道理，嘴上却道：“卿家以为，朝中重臣能有几位赞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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