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后，海军情报部截获“灯塔”发给中心的电报，破译之后向上级报告。密码译法是在前天夜里由那边发回的。
然后那边召集全体亲信。
“丁末村说得对，詹国强晚了”总统说、“俄国人现在一切都了解了，这可能成为一大丑闻。我们不怕出丑，但这将给我们的威望带来损害。有什么建议？”
长时间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克里姆林宫；总统准备郑重通知那边，敌人向他们的代表转交建议一事。
先口头转告那边，**提出的单独媾和的建议将被拒绝，但需要时间进行分析这是否是詹国强的离间计。此后他们在亲笔信中向元帅通报全部详情。
赢得的不是几日几时，
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
重要的是等待。
李广元躺在一间按特殊爱好布置的房间里，在杂乱无章的东西中，唯有水品玻璃器皿与众不同。令人惊叹的高脚酒杯同特大造型艺术品放在一处，容易破碎的白兰地酒杯同笨重的大口啤酒杯挤在一起。投在杯子上的阳光没有闪出柔和的青蓝色光，而是泛出沉稳暗淡的灰色。
李广元的双手戴着细细的金属铐，左腿也被这种铐子锁在笨重的沙发床架上。
“如果我拖着这玩意儿跑，一定很可笑，”李广元想，“一定会成为卓别林的素材，菩萨保佑。”
他不时倾听远处传来的炮声，但愿他们快点赶到。我要在这里死去，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伙计们，我亲爱的人们，努力啊，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曾苦苦地盼望过你们我全力以赴争取坚持到这一时刻，也许我还能干得更多些，然而你们无权责备我，我象所有人一样被拖着走生活这样匆忙，迫使我们控制目己，我们在做生活冷漠而漫不经心地引导我们做的事情，尽管没有书面指示。节奏，节奏在经常减弱。我只好在不得已做的事情中挣扎，如果我有可能去做我真正想做的重要事情。
勤务兵走进来，坐在他旁边，问道：“想左侧身躺着吗？”
“我就是这么躺着呢。”李广元回答。
“哦，对。”勤务兵笑了笑．“我看别人时总是弄错给您换个方向吧？不累吗？”
“好吧，不过最好能坐会吗。”
“不行。医生吩咐我让您躺着，如果那边不做答复，他会来对付您。”
“行啦。”李广元说，“那就躺着吧。”
“想抽烟吗？”
“很想，”
“我很同情，但同样禁止您抽烟。”
“那为什么要问？”
“感兴趣。我想知道您现在的感觉。”
“知道什么是坏蛋吗，小子？”
“哈哈哈，我可不管那些有的没的。”
“世界上有些人弄不清楚什么是恶棍，什么是坏蛋，什么是混蛋。”
“那是因为他们缺少教育。难道可以在坏蛋、混蛋和恶棍之间划上等号？”
“可以，勤务兵，可以的。我来告诉您，我在这里怎样理解了‘傻蛋’这个词。愿意听吗？”
勤务兵点起一支烟，回答：“为什么不呢，当然喽，讲吧。”
“那是在九三二年，在詹国强当总理之前，我来到这。那里街道很窄，应当拐弯了在一个酒馆门前停着两辆车，一群穿着褐色制服的人围在车旁，他们在讨论梅思品的讲话，大声笑着、争吵着，看来是地道的蓝衣社队员。我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司机，请把车向前开一点，给我让些地方。没有，他们回答没有司机。我鼓捣了五分钟，好把我的车调过头来。最后我成功了。这一段时间那些家伙一直看着我，然后问我在哪里学会通过障碍地带的本事的。当我从车里走下来时，那些嘲笑我的人中有两个人高呼‘口号’，然后坐进那两辆挡路的车，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以别人的痛苦，甚至仅仅是别人的不便为乐这就是傻蛋。对于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国家恶棍。”
旗委办握紧拳头，骨骼粗大、长着似乎透明的软毛的手指喀吧响了一下，他难过地叹了口气：
“分队长禁止我象您应该得到的那样对付您，李广元，否则我会让您看看，当您这张英俊的脸蛋在我用烧红了的烙铁烫上去之后还能这么嘴硬？”
接着，勤务兵弯下身，凑近李广元，盯住他的眼睛，然后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就这样吧。分队长没有禁止我这么做，我没有得到命令。”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向李广元喊道：“过一阵我彻底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信念，我会解释的，李广元。”
他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夜里他和父亲在厨房刷茶杯，然后在大屋拖地板时，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依我看，我象从前一样干了完全违背愿望的事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取代了心平气和，我相信，国家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又将离别，多么忧伤，我的家人啊”)：他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国家，和人们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上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上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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