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蒙叫习山图当面问莘迩的这句话，尽管直接了当，透出了一股浓浓的“你别用光复洛阳为托词，把老子当枪使，老子其实心知肚明你小子所为何图”的味道，但说到底，莘迩邀请他联兵攻打关中、洛阳，确是符合他的政治利益的。
桓蒙的确是不愿意眼睁睁看着殷荡北伐，而他却只能干坐荆州，虽说他瞧不起殷荡的军事能力，已经言之凿凿地预料殷荡必定会无功而还，但“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种事，自古以今，却也是屡见不鲜，万一殷荡真的运气好，侥幸立下了战功，从而给了江左朝廷名正言顺地进一步封赏、加重其权力的籍口，那么在“荆、扬”抗衡的这场政斗中，他不免就会处於被动。
故此，即使没有莘迩的这个再次邀请，自殷荡率扬州兵北渡淮水，进攻徐州之后，这些时日里，桓蒙实也已与他军府中的亲信幕僚，如郗迈等，对他要不要效仿伐蜀时“上表即行”的故事，无论江左朝廷是否允许他引兵攻洛，他都只管出荆北上一事，进行过多次的商议了。
唯是袁子乔如今已逝，少了袁子乔的鼎力相助，桓蒙军府内部对此的意见，颇是不能一统。
郗迈等是支持的，但包括习山图在内，以及谢执等等一些的桓蒙军府吏员不太同意。
谢执等不太同意的说辞是：伪秦的重兵现聚於邺县，此两虎相争之际也，如此时攻洛，蒲茂必会旋师救洛，如此，非但攻洛会很难，且等於是给了伪魏喘息之机，因而，与其“间接”地帮到了伪魏，不如静待伪秦、伪魏决出胜负以后，再做光复洛阳的谋划，“当其时也，二虏俱伤，明公发荆州之劲旅，鼓而北进，何止取洛易哉？冀、幽亦可卷席而下矣”！
这个说辞看似很有道理，然而谢执等人之所以反对的根本缘由，桓蒙是清楚的。
说白了，这个说辞只是个推辞罢了，谢执、习山图等人反对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他们各自家族的利益，他们的家族目前虽俱非一等门阀，然亦皆江左士族，今之江左朝廷是被门阀、士族把控的，他们自是不愿桓蒙的权势压过朝廷，换言之，就算他们是桓蒙的属吏，但此一“属吏”，仅是他们个人的身份，相比他们家族在江左整体、长远的利益，当然是后者为重了。
却是说了，郗迈等支持桓蒙再来一回“上表即行”，北伐洛阳，以争取获得更大军功，由此压住扬州，进一步增强桓蒙威权的这些桓蒙军府属吏，难道他们的家族就不是士族么？
他们的家族也是士族。
但郗迈等家的这个“士族”，与谢执等家的这个“士族”却有不同。
以郗迈家举例，首先，郗家不是最早南迁到江左的那批北地士族之一，他家是到他祖父时才南迁至江左的；其次，他家固是士族，可他祖父当年却是因“流民帅”的身份而得到的江左之任用，这也就是说，郗家在根子上，与谢氏这些纯粹的“雅贵高门”是不大一样的。
再一个，便是郗迈等人的志向和性格，与谢执等也有不同了。
如郗迈，他的祖父虽是因“流民帅”之身份乃才得到了江左之用，但他祖父以士人自居，对江左朝廷倒还是挺忠心的，他的父、兄也忠心於朝，可郗迈却因身具大才，心怀远志，而与其祖父、父、兄不类，他看到了江左朝廷的积弊深重，认为江左朝廷是没有能力北伐中原、光复神州的，因此更倾心於被他视为“雄主之资，足以济世”，可以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桓蒙。
荆州军府属吏内部的意见不一致。
荆州外部来说，支持桓蒙北攻南阳、洛阳的声音也比上次他伐蜀时支持他的为小。
比如方从江州刺史任转迁右军将军的，桓蒙之亲密好友王逸之，前次桓蒙伐蜀时，他是相当支持的，还写信回家，要家人给他准备戎装，有打算与桓蒙齐伐李蜀之意，可这一回，他却出於“以大局为重”，不欲荆、扬争功，导致江左内斗的局面白恶化之缘故，一边去书殷荡，劝殷荡与桓蒙结好，——殷荡对此自是不予理会的，一边则劝说桓蒙不要擅自动兵。
总而言之，内部、外部，反对的意见重重。
这个时候，莘迩的使者高充到去，二度邀请桓蒙共伐关中、洛阳，实际上，是给了桓蒙一个极大的支持，所以，话回前头，莘迩的这一道二度邀请，确是符合桓蒙的政治利益的，也因此，桓蒙叫习山图当面质问莘迩的话尽管不客气，但习山图下边说的，就很入莘迩的耳了。
习山图将桓蒙的回书奉上，说道：“桓公览明公之信后，召聚军府群僚，畅作议论，最终决定，愿与明公两路出兵，明公攻关中，桓公击南阳、洛阳。”
谢执等反对桓蒙攻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如於此时攻洛，蒲茂必会旋师相救，那么攻洛就会很难，但现在有了定西攻打关中，相比关中腹心之地，蒲茂要救，也只会先救关中，或至少会分出部分兵马去援关中，这样一来，荆州“光复洛阳”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桓蒙就是以此为由，“说服”了那些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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