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历1679年9月2日），北京及周围地区发生8级强烈地震,这是该地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在各种自然灾害当中,地震以其灾前征兆不明显、来势迅猛、破坏性强等特征，给人类带来过无数深重灾难。即使在“康乾盛世”的年代里，人们同样难逃突来莫测的地震厄运,这充分显示出地震灾害的非主观转移性和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性。本文拟就此次地震进行概述，主要包括震情、震后的影响以及政府的赈灾举措等方面,以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地震的巨大破坏性得以管窥,从而提高地震预测和防灾能力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同时从救灾行为中获得历史借鉴，便于总结规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2004年12月底印度洋大地震引发东南亚海啸，演变为世界范围的重大灾难。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2月,这场海啸已经殃及15个国家，其中将近30万人口不幸罹难；同时经济损失惨重,仅主要受灾国的直接渔业损失就达5亿多美元。因此，思古鉴今就愈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地震及余震造成的惨烈情形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为十一。地震发生在北纬40度、东经117度,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
[1](p105)
地震所及范围至河北、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
带来深重劫难。蓟州“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地裂深沟，缝涌黑水甚臭，日夜之间频震，人不敢家居”。[5](p178)宛平县“一响摧塌五城门，城中裂碎万间屋。万七千人屋下死，骨肉泥糊知是谁？……西门向北有劈面酸风乱滚之黄沙，东门至南有扑鼻膻水泛滥之黑沟”。[6](p184-185)震中之一的三河县县令对此次地震及其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惨状留有详细记录：“四远有声，俨如数十万军马飒沓而至”，“有骑驴道中者，随裂而堕，了无形影”，“扶伤出抚循，茫然不得街巷故道，但见土砾成丘，尸骸枕籍，……号哭□□，耳不忍闻，目不忍睹。”[7](p192)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使得北京地区顿时陷入生存危机的严重深渊。
地震强烈的破坏力使地表建筑遭到极大损毁，“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8](p176)据统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9](p211)京城的各宫殿、城楼、寺院、庙宇、会馆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宫殿类如养心殿、永寿宫、乾清宫、慈宁宫、武英殿、保和殿等；寺院、庙宇、塔阁类如长椿寺、文昌阁、善果庙、广济寺、白塔等；会馆类如京师芜湖会馆、都门南陵会馆、都门云龙会馆、襄陵会馆、中州会馆、华州会馆等。[2](p187-213)京城之外各州县的城堞、墙垣、城门楼、公私庐舍亦多损毁。除国家的公共设施损失惨重之外，而且广大劳动人民多年辛勤积累的微薄的个人财产如私家房屋宅院也在剧烈地震中毁于一旦。
更具破坏性的是，令人措手不及的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积尸如山，莫可能辩”。[4](p183)一名外国人这样记载当年惨烈的地震情形：“1679年9月2日，在北京发生可怕的地震，……当时埋葬在废墟内的有四百多人，邻县通州有三
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共计200多个县市，最远记录达700百多公里[2](p244)。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地动有声，从东方艮方起”。[3](p171)片刻之间“飞沙扬尘，黑气瘴空，不见天日。人如坐波浪中，莫不倾跌。未几，四野声如霹雳，鸟
[4](p182)
这场爆发力极强的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兽惊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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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03-20作者简介：王娟（1974-），女，河南洛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读博士生。-70-
王娟，鲁戈：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
万多人压死。”[10](p201)在这次地震中有部分清朝官员丧失，包括内阁学士王敷政、大学士勒得宏、掌春坊右庶子翰林侍读庄炯生、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包括其一家四十二口）。当然，“其他文武职官、命妇死者甚众，士民不可胜
[8](p176)
防灾和抗灾能力极其低下的普通百姓则是这次地计”，
力的损失，在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以农业耕织作为基本劳作方式的清代社会生活中，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非常规死亡与实际有效的劳动力数量的锐减，必然会对该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直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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