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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跟张嫂讨论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孙正权过来了。他跟我打招呼：“李书记你在呀。”
我问：“你有什么事吗？”
孙正权唯唯诺诺地说：“有，有点事。”
我说：“你先坐下，有事慢慢说。”
孙正权坐在石桌子前，双手抱膝，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
张嫂很直爽，她说：“孙正权，你一个大男老汉，有啥子就说呀，扭扭捏捏地干嘛。”
孙正权这才抬起头来，看着我，说：“李书记，我家不想再当贫困户了。”
我听这话不对，赶忙问他：“孙正权，怎么啦，是不是有其他人说你什么话了？”
孙正权说：“不是的。”
我不解地问：“那是为什么呢？”
孙正权说：“是我儿子，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让我家退出贫困户行列。”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说：“那你说说是什么情况。”
孙正权说了开头这几句话，一下子坦然了许多，他慢慢地说起事情的原由：“去年九月，我儿子高中毕业后，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大学读书。这几年，为了供两个娃儿上学，我家用光了积蓄，还欠4万多元的账。家庭越来越贫困。但我大儿子是个非常有志气的孩子，学习成绩好，还很懂事。他到学校后，第一学期，就领到了1500元奖学金。”
张嫂插话说：“考上大学的都是尖子生，要在大学挣到奖学金非常不容易，你儿子真不错，学习好、人品好，给你长了脸，也给茅草坪村树立了榜样。”
孙正权谦虚地说：“树立榜样倒是说不上，孩子就是比较争气而已。他向学校申请了公益岗位，每周管理两晚上图书室，能领80元补助。”
我说：“这点钱也不多呀。”
孙正权接着说：“今年寒假孩子没回家，他说来去两趟，火车票要600多元。他在快餐店里找了个活做。做了二十多天，挣得3000元钱。”
我一听，觉得这孩子非常励志。张嫂也被这个孩子感动了，她给孙正权倒了杯水，孙正权端起杯子，喝了几口水，接着说：“今年三月初开学后，孩子同学的父母给他介绍了一份家教的活，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时间，给两个初中学生补课。一周能挣300块钱。从今年5月起，孩子就不让我们给他寄生活费了。他说他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我说：“现在大城市就业机会很多，只要吃得苦，放得下脸面，打个零工，挣点生活费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绝大多数孩子都习惯在父母的溺爱中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不得苦。”
孙正权继续讲他的故事：“今年初，我家被确定为贫困户，我在电话中告诉了孩子，孩子沉默了一会儿，虽然没说什么，但感觉他有一些情绪。5月间，你们发了6只山羊给我们饲养，我告诉孩子，孩子跟我说，我们有手有脚，要自力更生，不要别人施舍。”
我对孙正权说：“这点孩子就没理解正确，这是政府的帮扶救助措施，跟施舍扯不上边。”
孙正权看着我，说：“李书记，我也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说，爹，我知道你和妈这些年为了供我们两兄弟上学，吃了不少苦，欠了不少债。但你们还不到50岁，还是劳动力。我马上二十岁了，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我弟弟马上也要上大学了。我们家跟其他身体有残疾、有疾病的家庭不同，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困难。我们一定要有战胜这种困难的志气和勇气，不要轻易向生活低头。”
我感觉孙正权的眼睛湿润了。张嫂说：“唉呀，这孩子能说这番话，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我一时不知道跟孙正权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听他讲。
孙正权擦了一下眼睛，说：“我把孩子的这个想法跟媳妇说了，我们一时拿不定主意。我们两口了认为，孩子二十岁了，要面子，不想别人说他是贫困户。”
张嫂说：“孙正权，你这就小看你的孩子了，我觉得不是孩子要面子的事。他不说，谁知道你家是贫困户？李书记你说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
孙正权说：“我和媳妇担心，一旦孩子打不到零工，挣不了生活费，我们供两孩子上学，还要继续归还借款，压力很大，万一要是周转不过来，在经济上拖了两孩子的后腿，就会害他们一辈子。所以我们还是存了一点私心，想政府帮助我们一把。”
我安慰孙正权说：“你家这种情况，是属于因学致贫，政府帮助你们度过几年的难关，相信你们很快就脱贫致富了。”
孙正权说：“我和媳妇也是这么想的，但孩子一再打电话，要我们主动退出贫困户行列，把你们发给的山羊退还你们。孩子说，我们茅草坪村许多家庭人畜杂居，房屋又破又烂，他们更需要政府的帮助，要我们把贫困名额让出来，给更需要的人。”
这时陆续有几个来小卖部买东西的人，买了东西后没有走，而是站着，听孙正权讲他儿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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