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实力。契丹不能灭宋，就是政治上的实力不足。
也就是说，就算没有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没有年年资敌送岁币，契丹还是无力南侵，除非契丹能解决政治上的短板。
是不是很讽刺？按照李洛这个观点，北宋花的其实就是冤枉钱，属于白送。不花这个钱，契丹也不敢频繁南征，双方不时打一打，宋军还能在辽军压力下保持较强的战力。
那么，宋军就有实力压制党项李氏的崛起，说不定还能趁着党项李氏弱小时灭了他们。而且，金兵就未必能轻易灭亡战力不弱的北宋，北宋还有可能拿回幽云十六州，和金国在长城一线对峙。
倘若那样，金国无法占领中原，就能保持在塞北的实力，压制蒙古崛起，或者有机会灭了蒙古，蒙古无法崛起，那么…
李洛不敢想了，越想越觉得，《澶渊之盟》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
“文先生，你来说说吧。”李洛收回思绪，他希望文天祥说的和他想的差不多。
文天祥道：“回陛下话，臣以为，《澶渊之盟》以钱帛岁币造就宋辽百年无事，是以之后又有宋夏《庆历和议》。”
“《澶渊之盟》乃城下之盟，宋廷名为平等，实为屈事。安有敌军深入国境，烧杀掳掠，而以钱帛退兵却不为屈事者焉？而后，改赠为纳，若臣侍主，非屈事哉？”
“强盗破门而入，大索财货，荼毒内庭，乃出金贿之退兵。则其家主，非屈事哉？”
文天祥的第一层意思点明，《澶渊之盟》其实一开始就不平等。别人来到你家里杀人放火，然后你花钱请他离开，两人“和好”，还要年年花钱，后来还曾把“赠送”之名改为“纳贡”之名，这是平等？
天下焉有事理。
文天祥继续道：“《澶渊之盟》后，宋廷忘战去兵，武备废弛，更以金贿故伎，滋养党项李氏，屈求安边，以为计售，实无疑于割肉养虎也。致党项起西北而兵不能制，元昊割地而立国，三败宋军，遂有西夏。”
李洛很认同文天祥的说道，这和他的观点一样。没错，西夏的建立，和《澶渊之盟》关系很大。宋朝尝到了花钱买和平的“甜头”，导致武备废弛，更形成了花钱买和平的思维。
这才是最危险的。真的以为花钱就能买和平了。甚至成为数代君臣的集体意识。
然后呢，当西北的李德明李元昊父子野心勃勃的图谋自立脱宋时，宋廷仍然习惯性的花钱买和平，拿钱滋养李德明父子，导致李德明父子做大。
地地道道的养虎为患。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宋军完全有能力有机会灭了李德明父子的势力。只是，他们没有用兵，反而连年送钱怀柔安抚，希望李氏父子知恩图报，不要自立。
可以说，李氏父子的运气太好了，因为他们遇见了《澶渊之盟》后的大宋。
若非如此，无论中原是唐、明、清，甚至是宋初，李氏父子都没有建立西夏王朝的机会，而是早就被灭了。
可是李氏父子却硬生生的在大宋眼皮子底下，从一个地方军阀发展为威震西北的强国。
而且还是在大宋的兴盛时期。
西夏拿钱崛起之后，李元昊三次对宋用兵，都是大胜。宋军以众击寡，反而三次大败。由此可见，宋军孱弱道什么地步。
而那时，距离《澶渊之盟》，不到四十年。
不到四十年，宋军的武备就崩坏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导致小小西夏三番五次咄咄逼人的对宋用兵，吞并了很多原属宋朝的疆土。
文天祥谈到《澶渊之盟》带来的间隔恶果：
“……若无《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固然征战不休，可契丹争位频繁，也绝无灭宋之力，不敢轻易南下攻宋。而宋廷也片刻不敢忘战，得以磨砺士马，绝不至于战力羸弱。”
“如此一来，党项李氏以贫瘠之地，数万士卒，如何能抵挡宋廷数十万善战精兵？宋廷又何来三次大败，令西夏称雄西北？”
“战力羸弱，只能以数取胜，以至于宋军养兵何止百万，造成冗兵之患，而为了节制冗兵，更加剧冗官之患，以致国家岁入，泰半养羸弱之兵。”
“兼之西北一失，北有契丹猛虎，西有党项恶狼，两边输送岁币，又断绝东西商路（丝绸之路），商税大减，以致宋廷财力日渐窘迫，遂有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朝政败坏不可收拾。”
“以臣所见，赵宋积弱之局，虽发端于宋初抑武之策，然实恶化于《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之前，太宗时期，宋军之强尚可西制党项，北拒契丹，仍有收复失地，再造汉唐之心。杨、潘、曹、呼延、折、王等将门，仍然兴旺不衰，不失其勇。”
“可《澶渊之盟》后，士大夫以为得计，自居斡旋之功，认为外交可安天下。君臣麻痹大意，文恬武嬉，忘战轻武之心更是变本加厉，以致武备崩坏，将门凋零。哲宗之后，河北中原之兵，几成乌合之众。及至徽宗，金兵南下，宋军百万而不可制侵凌，遂有靖康之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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