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军在蓟州待了近二十年，戚家军虽然给调走了，可蓟州的兵仍然沿袭着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其战斗力倒是毋庸置疑；蓟州的军事设施在戚继光离任后也有加固整休，无论后金还是蒙古，想要突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眼下在钟南看来，他没有必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熟悉自己的队伍，并且将蓟州兵和自己带来的东昌兵好好磨合，打造出规模更大的“钟家军”。
转眼间钟南来到蓟州已经一个多月了，军队里的各项事务都已经理顺，唯一让人感到不安的，就是吴惟忠老将军。如今老将军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前两天又一次昏倒在地，随后便一直卧床修养。虽然人在家，老将军的心中还是放不下蓟州的防务，身体稍好后他就时不时地去军营查看，这让钟南钦佩不已，心里感叹：大明军队里要都是这样的将领，相信无论多么强大的侵略者都难以逾越边防。
九月初的一天，钟南正带着几个参将、游击之类的将领视察所辖长城附近的军事部署和设施。最近蓟州辖区内不**宁，经常有蒙古人来“打草谷”，虽然暂时还没有发生冲突，但是钟南觉得有必要提前应对。
明朝初期，蒙古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自称正统的鞑靼为一部（东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中的主角瓦剌为一部（西蒙古）。其实除了鞑靼、瓦剌这两部以外，还有兀良哈一部，他们在明初虽已归附明朝，但实际上却是活跃于明朝和东、西蒙古间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聚居在今老哈河（在内蒙古）和辽河流域一带。
其实自从明初永乐大帝多次征讨漠北后，蒙古人便偃旗息鼓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后来随着明朝实力的下降，对蒙古的约束逐渐减弱，才让其再次壮大起来。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才形成了着名的九边防御体系，同时在军事制度上，则是逐渐兴起了营兵制。
直至前朝隆庆时期，蒙古奇源部孛儿只斤·格根大举进攻明朝，之后与朝廷达成协议，他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恢复并发展了与明的封贡关系，其就是着名的“俺答汗”。俺答时期，大明和蒙古关系尚可，边境互市也算繁荣。只是十年前俺答身死以后，蒙古各部落又没了强力人物约束，鞑靼、察哈尔、科尔沁等部落渐渐强大起来。为了争夺物资，他们开始在大明边境一带肆虐，成为明朝一大隐患。
今天和钟南一起视察边防的，是参将刘虎、游击荆天楚和把总陈克朋、崔大正、欧阳山等人。刘、荆二人是老将军的嫡系心腹，如今也彻底打上了“钟家军”的印记；陈、崔二人更不用说，妥妥的自家兄弟；欧阳山同样不是陌生人，作为钟南在东昌府任职时的下属，被说动后一起来到了蓟州。这五人如今是“钟家军”的骨干力量，也是蓟州军方的实权人物，他们将和钟南一起，镇守边防，保卫大明王朝的边境安全。
蓟州军队的编制可不同于其他地方，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其兵员满额时有八九万人。除了宣府、大同和辽东以外，其他重镇和十三省的兵力大都比蓟州要少得多，所以这里的把总、哨官之类的低阶将领，也能统帅数千、数百人。
其实到了明朝后期，各地的军队编制以营兵制为主，且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从总兵到把总均可独立成营，所以各营人数参差不齐，编制规模则很可能悬殊极大。
比如：《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中言：“五十人为队，队有管帖二人。五百人为司，司有把总一人。千人为哨，哨有干总一人。三千人为营，营有中军一人。”同书中的卷二五二中又言：“伍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员。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
嘉靖年间，山东的营兵制军营中，基本上会以三千人左右编为一营。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议推，将山东民壮快马步精选六干，分为二营”。嘉靖四十二年，“又议准，山东民兵自四十三年正月为始，务选足三干之数，推参将一员训练”。
戚继光在隆庆年间(1567年一1572年)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其编制又有所不同。以他的步兵营为例，即按部、司、局、旗、队序列编制。以十二人为一队，每队设队长一人；三队为一旗，每旗设旗总一人，全旗官兵三十七人；三旗为一局，每局设百总一人，官兵共一百一十二人；四局为一司，每司设把总一人，官兵共四百四十九人；两司为一部，每部设千总一人，官军共八百八十九人。三部为一营，设将官一人，中军一人，火器把总一人，加上部以下官兵二千六百九十七人，总计全营两千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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